最后，伊丽莎白相信，就是这个词。她心里所想的，和护士纳伊渡想看到的，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而且这差异是全面的、无限的。由于这差异，也由于她汹涌的心潮，伊丽莎白知道“博爱”是怎么回事。如果碰得不巧，护士纳伊渡用她那把万能钥匙，突然间把门打开，然后径直走进来；那她就会撞见这场面。
然而，伊丽莎白头脑里想得最多的，还不是这些———护士纳伊渡会如何看待这事，希腊人会如何看待这事，就在隔壁楼上的母亲又会如何看待这事。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或者，在明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或者在一年之后，她想得最多的，是她自己会如何看待这事。像这样没有预见到、没有预计到、没有预料到的插曲，人们会怎么看？这样的插曲是否只是一些洞孔，一些心中的洞孔；人一旦踏入，就会往下掉，并因此一再地堕落？
“布兰奇，亲爱的布兰奇啊，”她想着，“你我之间为什么要有这道障碍？人们相互间擦肩而过时，都应该直率而坦诚地聊一聊，为什么你我却不能？母亲走了。老菲利普被烧成了灰，被撒在了风中。在这个我们成长的世界里，只剩下你和我了。我青春时代的姐姐啊，你可别死在异国他乡，你可别一声不响地把我抛下！”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1）
第六课 邪恶问题
伊丽莎白曾受邀去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会议，并发表演讲。会议的主题是邪恶这个老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邪恶，如果我们能够对邪恶采取一些措施，那情况会怎么样。
她能精明地猜想出，主办方选中她的原因：去年，在美国的一个学院里，她曾发表过一次演讲。在《评论》杂志上，她为那演讲而受到攻击（对大屠杀轻描淡写，这就是她被指控的罪行）；也有人为她辩护，那些人的支持使她在极大程度上感到难堪，他们中有遮遮掩掩的反犹分子和主张保护动物权利的感伤主义者。
那回，她所讲的，是她曾经见过的，也是她现在依然能见到的一个现象，即所有的动物都在被奴役。奴隶是这样一种人：他的生死都被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牛、羊和所有的家禽，难道不是奴隶吗？如果前面没有肉类加工厂作为榜样，人类就不会想到建立死亡营。
她说了这个，还说了别的。很明显，她似乎应该就此打住。但她又继续往前跨了一步，这一步走得太远了。她说，在我们周围，日复一日，一再地发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的屠杀事件；在规模上，在恐怖的程度上，在道义上，这样的屠杀跟我们所谓的大屠杀没什么区别；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同样的道义，他们却回避。来自西莱尔中心的学生们进行了抗议。他们要求，阿波尔顿学院作为一个机构，应该跟她保持距离。事实上，学院应该更进一步为给她提供讲坛而道歉。
她一回国，报纸就兴高采烈地纷纷提起这事。《时代报》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获奖小说家被指控反犹》，还摘发了她讲话中的一些冒犯人的段落，错误的标点使这些段落读起来扑朔迷离。电话开始响个不停：大多数是记者，但也有陌生人，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人，大声甩过来这样一句话：“你这法西斯杂种！”从那以后，她不再接电话。她一下子就站到了被告席上。
她应该早就预见并避免这种纠缠不清的局面。因此，她又在那讲坛上干什么呢？假如她有点头脑，她就应该避人耳目。她老了，总是感到累；她曾经有过对名声的追逐，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渴望。如果问题真的是邪恶的代名词，大得足以藏污纳垢；那么，她想用更多的谈话来解决邪恶问题，到底有多少希望？
可是，在她接到邀请函的时候，她正在读一部小说，正沉浸于小说的恶毒的魅力。小说写的是最糟糕的一类人的堕落，这使她被吸入了一种无边的沮丧情绪。“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她一边读着，一边想叫出声来；天知道，她是要对谁说话。就在那天，她收到了邀请函。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受人尊敬的作家，是否愿意莅临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如果她愿意，就请发表演讲；题目很泛，是“沉默、同谋与罪行”。
那天她读的书是保罗·韦斯特写的，韦斯特是个英国人，但他似乎已经使自己摆脱了英国小说家常有的那些比较小气的关注。那书是关于希特勒以及希特勒行将在国防军驻地受到行刺一事。她觉得书写得很好，直到她读到那些描述谋划者的具体行动的章节。韦斯特的资料是从哪儿弄来的？是否真的有目击者？他们于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在忘却之前，在记忆为了防止自己变成空白之前，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他们的话语肯定把纸页都烧焦了。他们还写下了刽子手对受刑人说的话。多数受刑人是哆哆嗦嗦的老人，囚服已被剥掉。他们穿着破旧的囚服，出来参与人生的最后一个事件。哔叽呢裤子上沾满了污垢，套衫上满是蛀虫咬出来的洞，没有鞋子，没有带子，假牙和眼镜都被摘掉了，筋疲力尽，颤颤巍巍，手伸在裤兜里，以便提着裤子，恐惧地呜咽着，吞咽着自己的泪水，不得不听着屠夫训话。这粗鄙的畜生的指甲上还凝结着上个星期的血。他嘲笑他们，告诉他们，当绞刑架上的绳子“啪”的一声，突然绷紧时，就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年迈的双腿像纺锤一样细长，而他们的尿啊屎啊会如何顺着双腿流下来，他们年迈的阴茎软塌塌的，将如何产生最后的震颤。一个挨一个地，他们走向绞刑架。那个刑场没有一般刑场的特征，以前可能是一个停车场，或者正好是一个屠宰场。上面装着碳弧灯；因此，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可以隐身在他的林中老窝里，通过银幕，眼看着他们先是啜泣，然后是扭曲，然后是一动不动，松弛着一动不动，成了一摊死肉。他为自己已经报仇雪恨，而感到心满意足。
这就是小说家保罗·韦斯特写的东西，一页一页又一页，写得满满当当；这就是伊丽莎白所读到的，她为这场面感到恶心，她为自己感到恶心，也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世界感到恶心。直到最后，她干脆把书推开，把脑袋埋在手里，呆坐着。龌龊！她想叫出来，但没叫；因为她不知道，她该把这词扔给谁：是她自己，还是韦斯特，还是那群在天上无动于衷地看着所有这一切的天使。这些事之所以龌龊，是因为它们不应该发生；之所以到现在还龌龊，是因为它们既然发生了，而如果我们又希望自己保持健全的心智，那么它们就不应该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应该被掩盖起来，永远被掩藏在地底下，就像全世界的屠宰场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在她接到那份邀请函时，手上还留着臭味，那是因为接触韦斯特的龌龊的书而被沾染上的。简而言之，正是因此，她才来到阿姆斯特丹；“龌龊”这个词仍然在她的嗓子眼里往上翻涌。龌龊：这不仅指希特勒手下的刽子手们的行径，不仅指行刑人的行径，而且还指保罗·韦斯特的黑色书籍。这样的情景不属于光天化日，应该避免让处女们和孩子们的眼睛看到它们。
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目前的处境，阿姆斯特丹人会对她有什么反应呢？那儿的市民是所谓“新欧洲人”，敏感、实用而且完全能适应环境；在他们中间，“邪恶”这个意义明确的加尔文主义术语是否还是那么有力？自从上次这恶魔厚着脸皮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的街道，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不过，当然，他们不可能已经忘记。阿道夫及其军队的形象仍然纠缠着大众的想象。“狗熊”考巴是他的兄长兼师傅。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衡量，考巴都比他更残暴、更邪恶，其灵魂的龌龊更骇人听闻；但考巴几乎已经消失。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用恶去制衡恶；这制衡的行为本身会在我们的嘴里留下恶劣的味道。两千万、六百万、三百万、一万：在这些数字面前，我们的心总会在其中一个上碰碎。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的心会破碎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至少已经在她的身上发生。一只麻雀被弹弓从树枝上射下来，一个城市被彻底毁灭？谁敢断定：哪样更糟糕？邪恶，完全的邪恶，一个邪恶的宇宙，由一个邪恶的神所创造。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文明的、管理得很理性、发展得很好的城市里，面对那些友好的荷兰主人，和同样友好、聪明而敏感的听众，她敢说这话吗？最好是保持平和，最好不要过分地大喊大叫。她可以想象《时代报》上下一篇报道的题目：《科斯特洛认为，宇宙是邪恶的》。
她走出宾馆，沿着运河，穿着雨衣，慢慢走着。作为一个老年妇女，由澳大利亚飞来，经过漫长的航行，她的头还感觉有点轻飘飘的，她的脚还感觉有点摇摇晃晃的。迷惘：是否只是因为她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她才想着这些黑暗的念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许，她就应该减少旅行。或者，增加旅行。
她将要演讲的题目，那个由她自己和主办方协商确定的题目，是“沉默、同谋与罪行”。讲稿本身，或者，其中的大部分，不难写。在她主持了几年澳大利亚笔会之后，她在睡梦中都能论述检查制度。假如她想为自己把事情搞得轻松些，她可以给他们念她的例行检查报告，然后在银币博物馆里花上几个小时，然后登上去尼斯的火车。到了那儿，一切就方便了；因为她女儿在那儿，是一个基金会邀请的客人。
她的例行检查报告自由地表达了一些观点，也许带有文化悲观主义的笔触；这种笔触已经成为她晚近的思维的标志：西方文明的基础在于———相信无穷无尽的、无与伦比的努力。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对文化悲观主义已无能为力，只有紧紧地抓着它，任由它把我们带向任何一个地方。正是在“无与伦比”这一点上，她的观念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着几个对她而言比较模糊的原因，促使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但她怀疑，阅读韦斯特的书也造成了这种变化。具体说来，她不再相信，人们通过阅读而总能有所提高；她进而不再相信，作家们冒险进入灵魂中比较黑暗的区域，总是能够毫发未损地出来。她开始疑惑：随心所欲地写和随心所欲地读，这本身是否是一件好事。
在阿姆斯特丹，无论如何，她都计划说说这些。在与会者面前，她计划举出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保罗·韦斯特的这部小说《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在悉尼的一个编辑朋友曾给她寄来一包书，请她看一看。这些书有的是新出的，有的是再版的，《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是其中一本，也是她真正读过的一本。她把阅读感想写进了一篇评论，然后寄了出去；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把稿子撤回来了，因此那篇评论一直没有发表。
当她回到宾馆前，早已有一个信封在等着她，里面装着一封主办方写的欢迎信、一份会议议程和几张地图。现在，在北方的太阳的短暂暖意中，在一张长椅上，她坐了下来，细看那份议程。“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澳大利亚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