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张学良的劝谏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0月3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带着对张、杨极为不满的怒气飞到洛阳“避寿”，张学良想借蒋氏过生日不便发火之机，再次劝谏，便邀请阎锡山携王以哲、何柱国同赴洛阳，以祝寿为名，行进谏之实。
张学良这次学乖了，他觉得蒋介石已听不进抗日大道理，就换了一个角度，专讲东北军目前的困境。殊料，蒋介石早已觉察到了张学良的用意，他碰了个大钉子，蒋介石只是逼问他：“你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为了阻止张学良等的劝阻，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作讲演，大骂主张抗日者，并重申：“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变更。”
训话间，蒋介石情绪激愤，突然大谈起汉奸来，“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和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大家要明白，通日本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而且是二等汉奸。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团结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这番措词严厉、意有所指的指桑骂槐，没有谁会听不出来，张学良神色大变，面容惨白。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2）
张学良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若有所思地说：“阎百川毕竟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要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了，我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已经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不久，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毕竟是血性军人，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驾机飞往洛阳，准备冒死力劝。他要求东北军参加绥东抗战，蒋介石坚决不允。他又请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不要因此失掉民心，酿成大错。蒋介石要他专心剿共，别管政治上的事。蒋介石句句不离剿共，别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张学良所求之事也件件驳回。情急之下的张学良把事先准备好的劝谏之词全都忘了，东北、华北一幕幕耻辱的景象纷纷闯入他的脑海，他的眼前模糊了，泪如泉涌，他哭诉道：“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蒋介石最不愿别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没等张学良说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放肆！”
张学良本来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东北时他一人独尊，归顺蒋介石后，和蒋相处又很好，交情极深，没有人敢不让他说话，平时两人之间的争执、冲撞多不介意，仗着这样的关系，张学良敢于仗义执言，他腾地站起身来，变换了语气说：“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劝谏变成了质问，极大地刺痛了至尊无上的蒋介石，他大发雷霆：“太放肆了！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中的蒋介石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风度，他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朝着张学良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本想将蒋介石一军，岂料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
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再到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乐。几天来，他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搅在一起，他心乱如麻。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这种逼上梁山的苦迭打方法（法文政变之意），对张学良来说，实是万不得已。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比拟。张学良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宋美龄也曾说过，张学良尊蒋如同父执。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考察一回国，就宣传要绝对服从领袖。正因为这种关系，张学良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相信凭他和蒋介石的私交情谊以及这几年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政见上的冲突，他们再也无法谈到一起去了。
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
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
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的，碍于张学良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然而，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一方要抗日，一方要剿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现。
兵谏，逼上梁山，势在必行！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4、囚禁是“爱”
如果说在张学良身上还存有从他父亲血脉里继承来的绿林好汉的义气之举的话，那便是捉放蒋这一幕了，不过在张学良那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而升华为一种民族义气。
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的目的很明确，“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正因为此，张学良在和宋氏兄妹达成君子协议，以及得到蒋介石“领袖人格”的保证后，他再次作出了一个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身为军人出身，对扣蒋之事，自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在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后，他便急于放蒋，以表明自己无私欲的心迹。他是抱着负荆请罪的态度去南京的，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死罪。
杨虎城对此愕然，他劝张学良：“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周恩来送给张学良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请他三思。但此时的张学良主意已定，而蒋介石在机场的一句“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则更坚定了他“人情送到家”的决心。
张学良想，我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他自认为这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英雄之举，他却没有想到，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统治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他天真地设想着：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就一段千古美谈。
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像张学良所设计那样演下去，千古美谈变成了一代奇闻。张学良高估了蒋介石所谓的“领袖人格”，蒋介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齐桓公、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风度，因为还未等张学良飞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12月26日，由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信口雌黄地将释蒋归结为张杨二人受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之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果然，26日下午2时，当张学良到达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时，等待他的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他在宋子文、戴笠的陪同下，直驶南京鸡鸣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