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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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家事-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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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张作霖成功地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下了坚实的踏脚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共和国大总统要职,身为清廷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奉天都督,节制奉、吉、黑三省。1912年,北洋政府对陆军进行整编时,经赵尔巽推荐,张作霖的巡防营被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任中将师长。1916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一跃而为奉天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从此,张作霖由原本清廷一个小小的武官,成了民国的新贵,以其为首的奉系军阀开始形成。张作霖称霸奉天全省之后,很重视文治武功,不仅接纳了一批军校出身的新派,而且还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协助他治理奉天军政。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在奉天省安定以后,又着手兼并了吉林、黑龙江两省,1918年9月,北京政府屈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总揽东三省军政大权。至此,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大帅”,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也最终形成。    
    张作霖并非北洋军阀嫡系,但他插手北洋军阀派系斗争,纵横捭阖,夺权逐利,先后击败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的皖、直两系势力。奉系军阀迅速崛起,张作霖身为奉系军阀首领,在较长时间内控制着北京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历届总统选举,每届内阁组成,如果没有张作霖的首肯,是很难维持其统治的。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末代国家元首。


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5、“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奉系和张作霖的崛起,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作霖在未入关之前,深知在满蒙做任何一件事情,抛开日本或无视日本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他内心喜欢不喜欢日本,只要日本控制着东北,他就要和日本合作,保持友好关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以图将来的发展;而对日本来说,蓄意吞并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是既定的国策,他们也需要张作霖这样的人物来巩固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出于各自不便告人的目的,双方很自然地勾结到了一起。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他也具有民族感情,在和日本交往中,也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和中国应有的独立自主权,所以,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张作霖率部入关以后,他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小军阀,而是握有北京政权占有半个中国的大军阀了,他对国内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仅仅取得日本的支持远远不够了,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还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才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因此,入关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最后竟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张作霖是个机智善变的人,他善于窥伺各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虚实张持,去钻空子。在几次打内战和他处境危殆,需要借助外力时,他会无视舆论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甚至屈辱的条件,以获得支援,但事情过后就另改一副面孔,设词推诿,概不履行或承认。他在对日交涉上有一个秘诀——从来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也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预先就留下尔后耍赖不认帐的借口。而日本也以为签订正式条约,可能引起国际麻烦,于事无补,又觉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怕张作霖不就范,也默许了这种做法。    
    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后,日本原以为他一定能顺从己意,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区的问题。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援助以打败郭松龄,曾和日本缔结密约,密约中规定日本在我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条款。但事过境迁,在打败郭松龄之后,张作霖深感这些条件太过苛刻——如果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权,就等于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损失太大,照章履行的话,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采取了不加理睬,避而不谈,以拖为上策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但对于日本陆军的及时援助,张作霖是心存感激的,他对左右亲信说:“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力、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张作霖说到做到,他将自己存在日本正金、朝鲜两个银行的日金存款500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司令官,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当时表示:“日本人仗义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报,但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便不能忘,这一点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人公私的协助好意。”    
    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4支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集团军,决定进行“北伐”,共同反对奉系和张作霖。北伐军一路打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更是趁机纠缠不休,趁火打劫,逼迫张作霖在满蒙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连续表示,“豁出去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诱惑不成,芳泽变了嘴脸,恐吓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满不在乎:“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芳泽见说不过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开始挑衅:“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不为所动地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话音未落,张作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久蓄的怒火终于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朝着芳泽熊熊燃烧。他愤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成两截,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叫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撇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两人3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在硝烟弥漫中不欢而散。    
    对于日本的照会,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部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这一答复,措辞及语气都比较强硬,对日本表示了不屈服的态度。    
    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本愿以绝大助力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天下,但有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停筑葫芦岛港;(三)打通路改线。芳泽逼迫张作霖正式签字。张作霖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极为气愤,他推说太忙,“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张作霖嘱咐外事人员把芳泽让到客厅里等候,他自己则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随后,张作霖将一叠文件叫外事人员交给芳泽,并让转告说:“今天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一时大意,拿到文件后,没有看就回去了。待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张作霖写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同意”字样,芳泽才知自己受骗了,当他打电话到大帅府询问时,张作霖已于当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奉天了。    
    在此之前,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逼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此后不久,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张作霖知晓后,立即急电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    
    其实,当时的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彼时的张作霖,确实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其势穷力竭之际,毅然拒绝日方的诱胁,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明火,他曾说过:“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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