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试试。
制片人很感性，她意识到像《艺术人生》这样注重人际情感交流的节目火遍全国的时候，她的节目再恪守纪录片样式，已经很难达到理想的收视率。现在的观众实在太缺乏耐心，她应该尝试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样式。
对于我，制片人并没有更多把握。她看到了我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曾向我表达过她真诚的赞许。她担心的是，一个长年做新闻节目的人，是否能够适应人物访谈类节目的要求；一个长年操新闻语言的人，是否能够用别的语言模式来做镜前表达；一个在镜头前干脆利索甚至霸气十足的人，是否能够同别人亲善友好地娓娓交谈。
她的担心有足够的道理。
而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我需要一段相对长的时间。
我对制片人说，请允许我用十次访谈来寻找和确定这类节目的镜前状态，这里包括语言模式的改变、镜前状态的调整。我似乎对内容方面的东西不太担心，我觉得，我能把握人物。
一年以后，我在中宣部开会，碰到了老领导，从中央台调任中宣部的李东生副部长。他见到我没说几句话，就直接提到我的《名将之约》节目。他的语气充满感慨，他说：徐俐，我没想到你能做好这样的节目，非常好，状态好，问题很到位。他又接着说：从新闻节目往这样的人物访谈节目过渡是非常难的，我没想到你在镜头前能这样亲和，你在新闻节目里多厉害呀，完全是两个人啊。
李东生是老电视人，认识透彻的行家，一手操持过中央台诸多新闻及专栏节目，他太知道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节目类型之间完成镜头前的过渡，会有多大的技术难度。在人们的印象里，播音员只会照稿念字，离开稿件，什么话都不像自己说的，横竖找不到自主说话的状态。很多编导也认为，让新闻播音员做别的节目，做成的可能性极低，不管他们内在理解能力如何，做来做去，都很难脱播音员外在的表达形式。
但是，我知道，我是能完成这个转变的。从业二十多年，我几乎接触过所有类型的节目，只是近十来年，岗位才相对单一固定。给我时间，我就一定能完成转变。
我跟制片人要了十个人物的时间。
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尽管我已经应邀来到节目组，除了完成日常新闻节目之外，我已经开始全情投入人物的面对面采访，但是，制片人和她的编导并没有最终决定，《名将之约》究竟是继续采用纪录片样式，还是转变成人物访谈样式。
如此地不确定，结果就是编导们仍旧按照纪录片的样式，把人物先拍一遍，然后，又把人物请到演播室，再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访谈。
还记得我采访速滑奥运冠军大杨扬。这个坚强的女孩，据说在媒体面前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即使在她成为冬奥会中国冠军第一人的时候，她也滴泪未落。那天面对我，她禁不住三次伤心落泪，她没有设防，她敞开了自己。
大杨扬是我采访的第二个名将。过后她对我说，你的眼睛那么亮，好像有水一样，看着你的眼睛，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节目播出的时候，除了一两个提问镜头，节目仍旧按照纪录片的样式在处理，我在里面完全多余。杨扬白掉眼泪了，没有过程的交代，眼泪从何而来呢？凭空而来的眼泪又如何打动人心呢？那并不是廉价的眼泪，也不是煽情的眼泪，那是一个个性坚强的女孩难得显露的自我怜惜，弥足珍贵。
应该承认，如果不计收视率，原有纪录片样式的《名将之约》已经有了不错的起步。作为一个有唯美倾向的人，制片人对节目的外在形式有极强的偏好和痴迷，据说她对编导最经常的要求是“上（电视）手段”。于是她的纪录片在形式上几乎做到了极致，各种特技手段的使用，使纪录片时期的《名将之约》在央视屏幕上显得相当醒目。而经她挑选和调教的编导，似乎对这样的纪录片形式也有偏好。在内容扎实饱满、可以扛得住华丽的外在形式的那几期，节目呈现的品质相当不错。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主持人的我尚处在寻找状态的“转型”阶段，尽管内容把握得不错，但并不是一眼看去就让人兴奋叫好的样子。两相取舍掂量之下，制片人没有决然地作出选择。结果就是我的倾心访谈和华丽铺张的纪录片之间相互伤害，节目变得不伦不类了。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名将之约——深的是遗憾，浅的是痛（2）
仅从专业角度看，我的适应速度应该说不慢。细节方面当然还能找出若干不足，比如有时语气生硬，内心没有完全松弛（没有真正松弛下来的结果，就是用外在的形式“表演”松弛），状态游移而不够稳定（这与我同时兼作新闻节目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人物的理解把握能力，这个最关键的要素，我是具备的。三届乒乓球世界冠军曹燕华，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对我说，这是她遇到的最好的一次采访。一年以后再遇见她，她真诚地说她成了我的粉丝。作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我和曹燕华都喜欢那次采访，因为那是两个彼此理解的女人之间的一次心与心的沟通。我的问题并不客气——二十二岁正值运动盛年，曹燕华为何就选择离开了呢？何况当时的舆论对她的离开，也是多有议论。我想知道的是，四十岁的曹燕华会如何看待和评价当年的自己和自己的选择。曹燕华非常坦率，她把她的心灵经历告诉了我，在这段经历中，不乏冲动、骄傲、挫折和反思。遗憾的是，我们共同对播出的节目都不满意，一场好的谈话过程被肢解了，被两个彼此“打架”的节目形态弄得支离破碎。
无法在播出节目中看到相对完整的谈话过程，客观上也增加了我适应节目形态的难度。主持人都是在对播出节目的不断分析观摩中，不断修正自身的。
制片人想做事，真正勇气可嘉，不管条件如何，她一旦想到了，就一定要克服所有困难去做。这是她尤其令人钦佩的地方，也是我们彼此合作的良好职业基础。虽然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都在摸索中，但纪录片和访谈之间彼此的伤害是存在的，持续得也实在太久，在采访完十三个人物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撤出，否则再持续下去，就是程度更深的自我伤害了。
我这样理解：就其本意，制片人或许更倾向于纪录片，加入访谈部分，是她向现实不得不作的妥协。于是她总是力求把这种妥协的成分，尽量不露痕迹地融入她所倾心的原有形式中去。而我是一个需要完整呈现谈话过程的人，没有过程哪能叫谈话呢？过程才是魅力。所以，尽管我认为《名将之约》的题材占位很好，我也因此能开拓自己的业务领域，但是，在节目组如此的摇摆不定中，我的选择只能是一个：放弃。
我那样深切地投入过。为了准备人物，除了最大限度从编导手中获取材料以外，我总是不断地从各种渠道去收集整理所有我认为对人物有用的东西。在录像的前夜，对一个人物我通常还要再咀嚼三四个小时。我是一个泛体育迷，虽然不在体育圈混，但因为有锻炼的爱好，所以我对体育有种本能的关注。竞赛实际就是高度浓缩的人生，把人生的几十年浓缩成几秒钟、几分钟、几小时，浓缩成精华放在人类面前呈现。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是体育名将共有的性格特征。而我最关心的是，在尖子们水平都相当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王者的胜出。哪怕一个年龄再小的冠军，只要剖开他们去分析，只要拿自己去比照，就一定能够发现，为什么他（她）会成为世界冠军，偏偏自己不是，而其他人也不是。他们身上确实具有一点甚至多点让普通人叹服的长处。我总认为，《名将之约》应该重在人生成长经历和经验的分享，它是可以做成老中青几代共有的励志节目的。《艺术人生》煽情，《名将之约》励志，多好哇。题材近似，但绝不雷同，也不可能雷同。因为人物的特质不同，只要抓住特质，呈现特质，节目就可能成了。
可是在主持人对节目完全没有主导权的体制中，面对别人的游移，我只能选择离开。那可真是“挥泪斩自己”啊。
在我离开之后，制片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代替，《名将之约》又重新回归到没有主持人的纪录片形态。
２００３年的夏天，在我离开几个月之后，制片人又一次找到我。她兴奋地拿出一张演播室设计图，对我说，她打算把《名将之约》改成演播室访谈节目，还是希望我来主持。真的么？我心里再一次升起希望。制片人想通了么？真正放弃纪录片了？
那是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图，以希腊雕塑《掷铁饼者》的放大造型为视觉主体，突出体育节目的特征。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醒目设计。在主体前面有两个舞台似的演播区，一个是谈话区，一个是文艺节目表演区。节目的基本形态是边谈话，边在谈话过程中穿插文艺表演。啊？还有文艺节目？那肯定带现场观众了？没有，没有现场观众。制片人说。
这一下，轮到我不理解了。
我对制片人谈了我的想法。我认为，一场好的谈话常常有赖于好的谈话氛围，把人放到舞台上去谈，有表演感不说，心里还会空落落的。如果是一对一，你说我听，场景应该尽量温暖，让被访者尽快适应、熟悉、松弛下来，这样的谈话相对容易进入内心。如果是带观众的访谈，那就是我们谈给观众听，是一场谈话秀。在这样的秀场中，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构建谈话场，观众还可以适当参与。而制片人选择的是一对一访谈，但却放在了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舞台的那一边还有人在表演，这样的空间安排，依据是什么呢？谈给谁听，又表演给谁看呢？
但制片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她是制片人，那是她的权力。她说，在节目的样带期就试过把观众请进演播室，效果并不好，单纯的一对一画面又太冷清，就这样吧。
带着如此巨大的不解，我走进了演播室。我太想做谈话节目了，制片人说这次改动以谈话为主体，练的就是主持人。受着这样的诱惑和鼓舞，我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因为先天的空间错乱，节目一开始就陷入逻辑悖论。
节目给被访嘉宾设计了一个隆重的出场：随着辉煌的仪式般的音乐，伴着喷薄的烟雾，名将从幕后闪亮登场，但却无人喝彩；我在节目中拿出嘉宾事先提供的故事道具，边说却边卖关子地展示给它的主人看，拿得连我自己手都哆嗦；谈话进行中，不时有演员插进来，深情地为嘉宾献歌或献诗，因为没有观众，演员只好面向嘉宾：噢，××，你是一股跃动的精灵……你的眉，你的唇……直至嘉宾忍俊不禁，最终笑场。演员给嘉宾献歌，我这个主持人怎么办呢？看见两人如此近距离、如此肉麻地吹捧和被吹捧，我内心感到了滑稽、荒诞和无奈。多少次，我厌恶地把头扭开，期盼着这个可笑的过程赶紧过去。而制片人透过耳机大声提醒我：徐俐，你要看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