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着我在长沙的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我知道，《八角亭》的定位一定清晰明确了，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无冕之王的地位。他们一定做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节目，至于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车上个牌照就另说了。
我怀念在《八角亭》的日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有那一段我可以被称之为记者。１９９８年大洪水，我从北京下到湖南岳阳重灾区采访。一天晚上，听说一条大堤有险，我和同行的资深记者迟明泉打过招呼，就径直往险堤上奔。迟明泉扛着机器跟在身后，因为我走得太快，把迟明泉落下了一段距离。等到我们会合的时候，迟明泉对我说：你要当记者一定是个好记者。那次在灾区的采访，我和迟明泉合作得很愉快，我采访写稿，他拍摄编辑，任务完成得很好。我告诉迟明泉，我确实当过记者，在长沙台已经干了两三年，到中央台反而做得少了，长久不做，一来和一线生疏了，二来采访能力也会下降。迟明泉由衷地表示理解。他宽慰我，女性别太累，当主持人挺好。我想过，我的激情和敏锐也许可以帮我成为一个不错的记者，我确实应该做得再长久一些，或者开始得再早一些。在主持人和记者之间，我没有高低判断，两者我都欣赏，我只是因为在１９９２年调入中央台，记者生涯戛然而止，最终较为单纯地坐到了镜头前而有些遗憾（１９９２年我把在中央台只单纯地播新闻，视为在业务上走回头路，心理上一度极不适应）。记者是拥有双倍人生的人，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探究和发现自己。缺少记者生涯的主持人是单薄甚至是苍白的。虽然以后我又陆续做过一些采访，但总量还是太少。我喜欢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看过她的一些书，当我读到她写的《人》，我在想，天哪，她究竟拥有怎样的人生啊。羡慕啊。
朝南的办公室
在过去工作的记忆里，总有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办公室在大礼堂里用木板隔断而成，二十来平米的面积，除四五张简单的办公桌外，两张藤制的宽大沙发椅算是屋内唯一的舒适品。过去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去那间屋子坐坐，闲聊，或者在藤椅上晒太阳。
那里时常像闲来的茶馆，自在又轻松。
办公室里都是广播电视报的编辑，和每天扛机器编片子的人比起来，办报纸的人相对安静，那种不急不躁的劲儿让人羡慕，在上窜下跳的人堆里显出他们偏安一隅。
早晨，太阳爬上窗户边的时候，编辑们该到的都到了。
曹大姐往往是最先跨进办公室的一个。我至今记得曹大姐进办公室就撒水扫地的样子，麻溜溜的，一会儿办公室就干干净净了。曹大姐走路快说话快，说完话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问语：“你讲是不？”或者是“你觉得咧？”但是曹大姐只要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就格外地心无旁骛，时不时扶着她厚厚的眼睛架，一写就是半天。曹大姐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戴着厚镜片也挡不住满脸的巧喜。
李秋云是个慢性子，学中医的，中医的阴阳平衡之说让他的一切又慢了半拍。李秋云的眼珠子只有在他格外兴奋的时候，才和常人的转动速度一样，那时候他看上去像有特别的好消息，通常是“刚才马路上堵了如何了又如何了……”往往没什么了不起。我喜欢李秋云给人号脉的时候，那时侯他显得很庄严。我的脉细就是秋云先生最先告诉我的，然后他说，你体质弱，不能太累，要经常调养。他还会再有一番阴阳之劝。我总觉得秋云还是应该去当医生。据说秋云是听了某个学文的人的煽动，才弃医从了文，那个学文的人我也认识，我一直想告诉他，劝秋云来码字是他一生最没劲的馊主意。
在制造闲散的氛围上，曹大姐和秋云都是敲边鼓的，和骨子里有闲散基因的人相比，他们生来都算严谨。比如彭胡子，能长毛的地方都长了长毛，不能长的地方就醒目刺眼；他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滩，不是肉多，是骨架子格外柔软，一坐就撒平了。彭胡子还给儿子取名“一笑”，他自己也对职称评奖一类的一笑了之。彭胡子像生来坐在城楼观山景的，偶尔狡黠一笑，表示他明白，剩下的爱谁谁。
里面还有个清灵灵的女子，扎着两条辫子，是阿炳，最懂得凑趣的一个。她在一旁不显眼，少了她就觉得少意思，年纪轻轻的好似找准了境界，冰雪聪明。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7）
其余的人和办公室无关，比如我、霍红、刘堤洪，偶尔还有老夫子。
大家会在各自闲散的时候，端着茶，有意无意地聚在那间朝南的办公室。
聚在一起，并没什么正经话。这些人骨子里友好，懂得边界，知道在有阳光的屋子里就是凑趣，太正经的东西那时是不说的，说了反而无趣。调侃最受欢迎，比如我想象胡子嘴上的那两寸杂色毛，简直就是藏着肉沫与啤酒沫、同时挂着唾沫与笔墨的一蓬乱草。彭胡子绝不介意，没退化干净的模样让他自己陶醉。但偶尔也有急了的时候，比如恰好那天老夫子当真。老夫子不老，四十多岁，瘦高，微驼背，顶着满头白发，样子文诌诌，我叫他老夫子。说他是夫子不是平白无故，他家是旧时的官宦人家，从小饱读诗书，书读多了就认真。爱跟他较真的是圆不溜秋两眼活泛的刘堤洪，刘堤洪不急脸也红，老夫子急了才红脸，两张脸一红，大家就打哈哈。哈哈，然后接着喝茶。
九十年代初期有部很红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故事虽然好看，但过于戏剧，一看就是关着门喷脑汁编的。我们那间朝南的屋子则随便得多，自然得多。大家本都性情，本不相干，各属各的部门，因为有那么点趣味相投，就心照不宣地凑到一起。大家都码字，编书的编书，写小说的写小说，也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酸腐。怎么可能酸腐呢？比如霍红又名霍大侠，小说写得才气冲天，人长得夺目地漂亮，偏又侠肝义胆。女人一有侠气，一切就会简单。我和霍红经常拿彭胡子几个开涮：一边写着《悠闲生活絮语》，一边把内裤落在某个歌厅的角落里。面对有侠气的女人，是男人的自然就大方。最好玩的是，当大家都心领神会的时候，一直没动静的曹大姐会突然插上一句：禾改咧？（方言：为什么的意思）隔着厚眼镜片，眼皮子使劲儿往上撑着，曹大姐搞笑的时候到了。那里的氛围总是愉悦的，一如窗外的阳光，透亮，温暖，惬意。
我试图找些细节，想把那点意思说得再明白些，但十几年的光阴使细节都模糊了。也许我们大家原本都不刻意，都自自然然，而自然的东西最是不着痕迹。其实，我这人是最不善同别人打交道的，若能让我找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感觉，我就会心存感激。平日里我表面的洒脱，有时就是窘境中的自我遮掩，我其实是个内心羞涩的人。我只能寄希望于同相投的人在一起。同相投的人在一起，我会显得格外大方，我往往会表现得富有侵略性，智商也活跃，那时我也会很不厚道，拿别人开心在所难免，最终别人羞涩了投降了我就高兴了。
什么人哪！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彭胡子、堤洪、秋云都被我开心地“涮”过，他们友善地给我面子，从不戳穿我。哥儿几个，得罪了，原谅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们的“痛苦”之上，小女子生得浅薄，这厢有理了。
人以类聚。在我的记忆里，我始终守着那间温暖的朝南的办公室。有时，它会不经意间在我脑子里突然一闪，闪得格外清晰；有时，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意念，在我心里轻柔柔地揣着。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人的记忆是那样的靠不住。真的，人生匆匆而过，本不记得几个完整的画面，记得的就已同生命融为一体。看到“朝南的办公室”几个字，相信胡子夫子霍红们都明白，我最终也忘不了他们，那种君子相交淡如水的情谊会永远保存在我们彼此的记忆里。
走进记忆就是走进生命，是吧，哥儿几个？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我与《中国新闻》（1）
中央电视台每年有十大优秀栏目评选，《中国新闻》几乎年年入选。２００５年，《中国新闻》再次成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有人还在网上把《中国新闻》的播报团队称为央视的最佳屏幕团队。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在海南岛一个朋友家闲住。一天，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脸玄机，声称我要有空就最好听他说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几句也无伤大雅，我就对他说：“行，说吧，多少钱？”“不要钱。”我立刻对他有了点认真。
“小姐今年要迁移，是大迁移，时间是４月到９月间。”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号，我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人该不该信算命呢？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题。
到１９９２年，我已经在长沙台工作了十四年。其实就所谓做事而言，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就有走到尽头的感觉，再想往前跨一步已经很难，各方面的条件都受到了制约。１９８８年我选择了生孩子，充分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但是职业女性的需求很快就显露出来。怎么办？生完孩子复出占据了一段时间，担心复出不适应带来的忧虑又很快过去，我恢复得很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的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得见人就扇一嘴巴子。我身边的几个玩文字的朋友建议我，不妨写点东西。他们认为我的感受能力不错，写出来应该也错不了。受他们的鼓励，也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我还真写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比的一等奖。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写东西琢磨文字很快乐，也很纯粹，那种纯粹的快乐把我从乌眼鸡的状态里暂时解救了出来。但是，我毕竟是做电视的，我对镜头充满了激情，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总不能就这样开始打发日子吧？！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去哪儿呢？此前湖南电视台想过要我，长沙台当然不给，同在一个省会城市，省市台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很多湖南人南下，闯深圳闯海南，那一两年光我们长沙台调往深圳的各路人马就有十几个。“要不，我也南下吧！”几经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海南电视台。
就当时的感觉而言，去海南至少听起来不是太好的选择，海南的一切都在起步阶段。但我已经无所顾忌，我必须走，必须改变，否则，前途无望导致的糟糕情绪会让我越来越不能自拔。
海南台很痛快，马上决定要。随后，商调函发过来了。听说我有意调往海南，湖南台认为至少我有调动的可能性，随后他们的商调函也到了。两份商调函摆在台领导面前，证明我这个业务骨干确实去心已定，他们无法回避，只能选择了。没必要考虑太多，把我放给谁也不能放给湖南台，很快，长沙台回复了海南台，我的档案过去了，就等最后的调令。
事情就这么奇怪，按理说，海南台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