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
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
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
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
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
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
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
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
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
和水利枢纽的造价。＇8＇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
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
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
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
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
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
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
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
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
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9＇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
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
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
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
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
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
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
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
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
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
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
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30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
能说得过去？ 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
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
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而到水
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10＇。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
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
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
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11＇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
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
——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12＇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
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
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
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
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
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
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
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
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
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并考虑了
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考虑到50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如果希
望寿命为100年，水位当为370米。
1956年7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360米方案。它意味着：淹没333万亩，
移民90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
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
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
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年，
李葆华每天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
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14＇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
1957）的2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1956年9
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
庭济32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
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
…＇15＇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
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
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
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
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
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
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
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
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600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3万立米，由于陕西省“
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16＇，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
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
“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艰）”
。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 但那是什么时候？！完全没谱儿的梦＇
17＇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
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
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
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彭德怀与习仲勋。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
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18＇，偶然被记录
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月21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
走进了会议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360、350、340米的方案时，
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335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
“335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19＇。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
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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