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市之路。
资料显示在那年8月13日，马雪征起草《香港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的请示》上报中国证监会。她请示说，联想拟于1993年9月向联合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并对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其中，新技术发展公司与技术转让公司持股比例不变，导远公司4名股东吕谭平、吴礼益、张力基、郑国立分别持股。上市以发售新股为主，向公众公开发售占公司发售扩大后发行资本25％之新股。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基打了报告。朱基做了批示，但还是拖延了许久。最后走投无路时，周光召约时间专门与朱基见了一面，香港联想才最终得以上市。
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联想整整半年的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从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那段时间恒生指数一路攀升，香港联想上市那天却突然下跌，开了“黑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马雪征后来抱怨说：“其实是错过了1993年股市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错过的主要原因，是突然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商业思维的人在管商业……”
复杂的关系和盘根错节的要素综合，使香港联想上市便开了“黑盘”，从此其股价始终未有大的起色。柳传志很希望能有一个好一点的股价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他和李勤、吕谭平等人几乎拼了老命在1994财年将香港联想业绩做了上去，方才使其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完成了自己上市当年的承诺。
新的转折
1993年的联想面临着新的转折，除了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外，那一年联想没有完成自己的销售指标，说是要销售3万台微机，事实上只卖出了2万台。贾绪福后来说那一年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有外国的环境，有政策的环境，加上我们自己管理上当然也有问题。”
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使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1993年，联想未能完成指标及李勤与倪光南之间的博弈使联想局势错综复杂，那些年轻人趁势而起，他们成为点燃联想的一颗火星，亦可谓1993年的联想是点燃他们的一颗火星。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他们将会爆发，并且革命性地改变联想的权力结构，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肌体恢复10年前的活力。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说：“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那些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他们对电脑的迷恋展示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正在形成。
虽然联想在1993年没有完成指标，却也得到了足够之重视。那一年的4月28日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显然他对与联想的合作颇感满意。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定了总代理协议。9月14日，联想又签下了苹果电脑的总代理协议。两个月后，联想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586电脑，这是中国第一台使用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的高档微机，它的出现使联想获得了在中国计算机界的象征性地位。
那一年联想开始实行事业部制，最终在第二年设立了14个业务事业部。一份资料说：“在公司总体战略部署和统一经营计划指导下，事业部对产供销各环节实行统一管理，享有经营决策权、财务支配权和人事管理权。公司……对事业部进行‘目标管理，过程监控’。”［3］
杨元庆在那一年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中国电子报》发表了《杨元庆接印》，说联想集团9月16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据10％市场份额的庆功会，会后柳传志向他们“吹风”时将一名年轻人推到了前台，突然用加重的语气介绍：“我们联想向进口名牌挑战，市场销售这个担子，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肩上。”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集团销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或可被认为是他个人崛起的开始。
转折年代（4）
那一年计算所持有的联想股权部分上收到中科院，中科院同意联想创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正是这35％的分红权为联想日后完成股权改革打通了道路。
这些事件在传统史学中都是联想史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联想史。然而我们所追究的历史，不是以单一时间与事件作为线索，而是试图从关乎大局的人物的心理演变中找到联想的成长轨迹。
与他们喜欢把联想作为一家独立的、没有生命的公司相比，我们更愿意将联想视为一个有血肉、思想、个性的生命，有变化、冲动、新陈代谢、细胞分裂与斗争的肌体。这不免使一些传统的历史爱好者感到颇为不快了。不幸的是，联想丝毫来不及顾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就得迫不及待地走进一个新的转折中。
新的转折开始，在一场痛苦的争斗中，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败中，联想局进入了对局的状态。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注释】
［1］、［2］《柳总在92年干部工作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2年3月28日，联想档案，A01…1992…2…3。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联想控股公司提供。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起中国的长期革命，谓其“犹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用超过人生经验的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1］
我们把黄仁宇的判断放诸联想局中也会发现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发起的关于联想“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的争论，不时地将方向转移到柳倪的个人恩怨上。“技术论者”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传志出局，他们颇有些忿忿然。他们又兼对倪光南遭遇充满同情，不免对联想今日艰难转折幸灾乐祸了。
“技术论者”显然忽视了联想局的一个细节，便是倪光南在联想局中的命运与联想汉卡在联想的命运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条相同的曲线。如果他们发现这眩惑的史实，到底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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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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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
作者： 迟宇宙
联想汉卡自1985年诞生，成功实现商品化，至1989年共销售了2万套，其直接收入约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机操作系统的汉化，尽管联想汉卡销售量1993年仍有万块之多，到1995年已降为万块，第二年停止生产汉卡。这个时期北京联想迅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0年的2亿元急升到1996年的25亿元，净利润则从889万元上升到3476万元。”［2］
离奇角色
倪光南是联想的离奇角色，他始终不认为他有义务遵守联想的一切制度。柳传志成为联想的一号人物之后，他开始喊“柳总”，但他从未停止对技术的偏爱。他曾承诺既不参加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参与决策的讨论，他有足够的借口。柳传志曾因开会迟到罚站过自己，但倪光南从未因此遭到羞辱。
“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3］
柳传志曾经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总裁已经认为，10年来柳传志已把倪光南“惯”得不成体统。他们并非毫无意见，只是出于利益的较量而不愿或不敢发作而已。他们知道柳传志试图为联想树立一个技术神，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技术神在联想扮演的角色似乎离奇得过分。但他们无法反对，在倪光南告状之前，他们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所以某种意义上，倪光南告状成为一个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机。
柳传志将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无以复加，他并非想将其扶到神坛后再拉下来。他倒宁愿倪光南老老实实地在神坛上呆一生。他教联想拿50万元以科学院名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其以个人名义捐出，作为其光辉形象的一个注脚。他还教联想和计算所推荐倪光南为第一届工程院院士。他告诉曾茂朝：“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曾茂朝妥协，但他警告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总是拿新华社标准的1000多港币的工资，但柳传志教张祖祥“给倪总多加5000元”；科学院1990年奖励给优秀企业家柳传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传志转手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4］
都是李勤“惹”的祸
汉卡慢慢衰落的时候，正是倪光南的权威慢慢衰落的时候。这位迷恋硬件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