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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我又碰到了那个黑褐色的乡下老头。他快活地问我：“回去啦？”我说：“回去了。”他问：“你在山上看到凤凰没有？”我说：“没有。”他遗憾地说：“唉，山上的野鸡和湖里的野鸭子不肯交配了。”他又告诉我：“我到缥缈山下的缥缈村去，我一个老朋友和他媳妇吵架，气得不吃饭，我去劝劝他。你有空来玩。”我问他：“土根家里的鬼驱走了没有？”他回答我：“走了走了。昨天下午就走了。”他拐到一条岔路上走了。
我心情非常愉快。所以，我回了家以后，没有想到再去二郎山。
捉摸不定的二郎山。
一个月、两个月弹指一挥。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也是匆忙得留不住任何痕迹。秋天轰轰烈烈地开始，一切又是结束前的如火如荼，我这才突然想起我的许诺。
我像上次春天里一样，背起我的双肩包，一路作闲庭信步。上次是邂逅，这次是寻访。上次是绿色，这次是金色。没有碰到那个黑褐色的乡下老头。
径自上了二郎山。
在山路上就看见明月寺被脚手架包围着，许多匠人在脚手架下忙碌。我走近明月寺，一个匠人头领模样的人过来对我说：“对不住。寺院要大修，禁止闲人参观。这寺院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和尚庙，上头要派许多和尚到这里来敲木鱼，还要选一个正式的住持。”
我预感不妙。我说：“那罗师傅和薄师傅呢？我和他们熟悉。”
匠人头领说：“熟？熟也没用了。薄师傅死了有两个月了，罗师傅走了也有一个月了。薄师傅是病死的，一个劲地瘦，瘦得像掉在地上一个冬天没烂的树叶子。罗师傅到孤郎岛上的香花寺正式出家了，法名慧尘。”
慧尘？当然。
这就是我经历的一段往事。
至于往事里的往事，我已无可猜测。罗师傅和薄师傅，他们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秘密？经历过什么事？没人知道。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那似乎是与宽宥，与赎罪，与等待……当然，那一定是与爱，与恨，相关联的。可惜我没有及时地再上二郎山，我相信当我再去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所有明月寺里的秘密———他们多想说啊！
明月寺不会说话。
后记：那一年的整个秋天，我都怅惘着，颇有些悲秋的意思。我作着一些无用的努力，企图解释罗师傅和薄师傅的身世之谜。我到方志馆去查寻七零年春天里发生的社会新闻。你知道，由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大都是大而无当的，是一幅平面图。它们不按年份编，而是按照所谓的事物性质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如“农业卷”、“工业卷”、“人口卷”等。这让我很不满意。我曾经在一个穷乡僻壤看过一个民国时的地方志，由当时的几个秀才编纂。其中的内容，包括某一村某一家的公鸡什么时候打了一声鸣；哪一村的寡妇某一年某一天因为难忍寂寞而嫁了人；某一年的第一声春雷居然打死了三人……十分有趣，现在的地方志不采用这种编纂方法了。
我查不到任何有用的资料。
但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宴请。席上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耳聪目明的老太公。我就问他，还记得七零年的春天，城里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吗？
“多啦。”他凑着我的耳朵，非常愉快地告诉了我许多民间闲事：凶杀、忤逆、背叛、情变、私奔、火灾、盗案……我听着听着，觉得老太公所说的一切都与罗、薄两位师傅无关……也可能都有关。
2003年2月20日完成
2003年2月23日修改
黄色的故事（一）
那时候，我外公的书桌上方悬着一帧小横幅，题为：
书香门第，诗书传家。
但我外公不是那种渊源很深的读书人，渊源很深的读书人决不会这样自我标榜，可能会悬一些字画，但与标榜是没有关系的；可能什么也不悬———这就是很高的境界了。城里的大学问家余自问先生，书房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满满两墙壁的书和书上的灰尘。他自已说，近两年来他什么书都不看，因为天下的书他都看完了。
我外公的太爷爷是不识字的。他的爷爷，识得钉子、刨子、凿子一类的字，对外宣称识得四书五经。到他的爸爸，正儿八经地上了私塾，在木匠作坊的楼上辟了一间书房，不过，墙壁上什么也没悬。
不敢悬。
我外公的太爷爷是个远近闻名的木匠，后来就开了木匠作坊。木匠作坊里都是做劳力的男人，一边做苦力，一边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色黄色故事。
黄色故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段子”。
我外公的太爷爷常常一边听一边笑骂，显见得是欣赏多于斥责。他是不识字的，内心里对文化有种说不出的情绪，手上有了一点钱，喝酒、狎妓、养小老婆，居然没让儿子学四书五经。
所以我外公的爷爷只识得几个字，偏偏那几个字造化了他，使他待人接物时显出儒雅和睿智来，也因此结识了大学问家余自问，余自问看中他身上的一片纯真，什么话都对他讲，把他当成一只藏污纳垢的垃圾筒。最后，连他珍藏的春宫画册都拿给他浏览，并告诉他，最好的是那幅《奴要嫁》，是城东头的郎秀才特意为他临摹的。
我外公的爷爷对着《奴要嫁》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新鲜名堂。除了人物的衣裳装饰一副贵族派头之外，说什么也比不上木匠作坊里的黄色故事。他很想带着余自问到木匠作坊里听听，但他不敢，也不想扫了余自问的威风，余自问到底是城里有名的学者。
他毫不犹豫地夸奖道：“好啊！好一个‘奴要嫁’”。
但是心里到底有几分看不起余自问。
现在，到我外公的父亲这一代了。
我外公的父亲，一只耳朵在文人堆里听黄段子，另一耳朵在木匠作坊里听黄段子，天长日久，他觉得有必要把一些精彩的内容记录在案。于是编纂了黄段子大集《无羁室宝鉴》，劳心者与劳力者的智慧不分彼此地在里面闪烁光华。我外公的父亲是个识货的，他一直认为木匠们随口胡造的黄段子比文人精心编造的要高明一筹。
我外公的父亲到五十岁才生下我外公。他很高兴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因为他的放浪形骸，亲戚中说他要断子绝孙的。
这就到了我外公。
我外公上学的时候，就听人风言风语地说道这些往事。我外公天性方正，性格里又有些女性化，加上读书时接受了一点西方的文艺思想，崇尚精神高于肉欲，对性方面的种种游戏恨之入骨。他一把火烧了《无羁室宝鉴》，然后，禁止作坊里的木匠们传说黄色故事。
解放初公私合营时，我外公的木匠作坊合给了国家。对此，他心中不免悲苦。后来，他转念一想：取消了木匠作坊，他的儿子，不是听不到那些污言秽语了吗？
他茅塞顿开，眼前立时出现了一个光明天地，一向紧绷的脸出现了些许笑意。
“共产党好！”
他说。
共产党取缔了妓院，严禁黄色内容的书刊出现，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下面的中国是一个干净的精神焕发的中国。
我外公病死于五八年，我舅舅那一年八岁。临死前，他把我舅舅叫到床前，挣扎着告诉我舅舅，要是日后从书房里翻出一本叫什么宝鉴的东西，千万不要翻看，立刻扔到炉子里烧掉。
我外婆在旁边惊惊乍乍地叫起来：“什么宝鉴？你不是烧了吗？”
我外公双眼一翻，从这边的世界到那边的世界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无羁室宝鉴》并没有被我外公烧掉，其中的原因不详。他死了之后，我外婆曾经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过，一边找一边骂：
“死鬼啊！你把它藏到那里去了？莫不是你把它带到那边去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经过许多年之后，那本被许多人私下传看过的据说十分黄色的《无羁室宝鉴》，并没有被人遗忘，随着岁月的沉浮，总在人的眼睛前面若隐若现。具体表现可以举一小事说明，八十年代弄堂里的小孩玩串字游戏，这么说：
我，我来玩游戏；戏，戏子拉胡琴；胡，胡子要剃啦；啦，拉美无产者；无，无羁室宝鉴。
我舅舅是个结巴，长到了二十岁，到了寻偶的年龄，好象一夜之间，他的身边就冒出了两个铁杆子朋友，在一起谈笑玩耍———大凡男人在寻偶前都会有几个铁杆子朋友。就如昙花一现似的，结婚以后就各奔东西了。
我舅舅的两个朋友，一个姓黄，二十一岁，因为头发有些黄，顺带着就被人叫成了“黄毛”。黄毛的妈妈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就生了黄毛，据说黄毛的亲爸爸是苏联人。也有人说是捷克人，因为黄毛的一个表姨在捷克人的使馆里做事。黄毛的妈妈年青健壮，性格豪爽，思想进步，满脑子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那时候像这样的女青年不在少数。她进了一趟北京，受了一个外国革命者的精，然后回来毫无怨言地生下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经常有人问黄毛的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呢？黄毛的妈妈总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她走在长安街上，那个人从对面过来，向她吹了一口气，她就怀孕了。
听的人都笑。
黄色的故事（二）
我舅舅另一个朋友姓姜，外号老姜头。老姜头就像一块姜一样长不高，二十五岁的人，干瘪瘦小得像十七、八岁，是个电工。他爸爸是个说书的先生，人在外地，却在这里养了一个外室。解放以后，外室带着老姜头嫁给了一个老工人。老姜头这种样子这种背景，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
我外婆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啊？都是下等人。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讲故事。我舅舅岁数最小，对女人一无所知，常常在边上听得两只眼睛直愣愣地，嘴巴张得老大。黄毛就过来打他一个耳光，把他的嘴巴打得并起来。
公鸡公鸡真漂亮
红红的鸡冠长尾巴
母鸡母鸡真漂亮
肥肥的胸脯短尾巴
他们一开头就集体朗诵这首打油诗。后来因为我舅舅不会讲故事，就罚他一个人朗诵。我舅舅的普通话不好，苏南人的普通话都不好。我舅舅用怪里怪气的普通话朗诵完“公鸡母鸡”。老姜头就开始发表演说，因为他年纪最大，理应最先发言。他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眼光装模作样地四下里一扫，开始说“五洲”浴室的事。
“五洲”浴室就在老姜头家旁边，有一扇窗子正对着他家的窗子。要命的是，那扇窗子被牛皮纸糊住了。但是糊住的地方拦腰坏了一条，一小条，好像被谁用指甲划破了。要命的一小条。老姜头就经常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