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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一九四四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 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做“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追念章泯
——《章泯文集》代序
同志们，今天大家一起集会纪念章泯同志诞生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时间过得很快，他一九七五年去世时，我还在秦城监狱，等我这年七月间回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他已不在人间了。连抚棺一哭的机会也没有，深觉遗憾。
我跟章泯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候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他原在北平搞戏剧运动受到迫害，才不得不离开北平转移到上海工作的。
大家知道，章泯同志在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北平参加过戏剧运动的事实，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他就曾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在北平从事过C。Y的工作，也就是共青团的工作。这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听陈毅同志对我讲的。在一次集会上陈市长见到章泯同志，他就问我：“这一位是不是谢韵心啊？”我说：“是。”他说：“那他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北平，那时候陈毅同志在中国大学，他说：“那时候我领导共青团的工作，他是当时北平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章泯同志在上海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搞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最厉害的时期。一九三一年他参加“左翼剧联”，不久之后，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被破坏，赵铭彝被捕，他就跟于伶、张庚同志一起主持“左翼剧联”的实际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
正像阳翰笙同志刚才说的一样，他导演了许多好戏。他在那种极端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之一。可以说，早在二十年代，他已经研究和介绍过苏联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了。他毕生从事理论工作，并且一贯努力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是一个戏剧理论家，在介绍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他还善于把理论和中国话剧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从来不空谈什么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的话剧运动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中国话剧运动中最薄弱的一环，是理论工作。中国虽然办有戏剧学校，但是介绍过来的绝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戏剧理论。章泯同志一方面介绍外国的进步戏剧理论，同时又认真地学习中国自己的戏剧传统。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抗战开始，他和于伶、张庚同志一起，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他自己也从书斋走向战地，他勤奋地写作、教书，同时也不断地、热情地从事战时的戏剧宣传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演出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等剧。
章泯同志有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不说空话，干实事，做切切实实的工作。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不争名利地埋头苦干。他是一个性格上很严肃的人，不论剧本或排戏，都是一丝不苟，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一步，他的为人平易、可亲，待人平等，可是，对闹人事纠纷，排戏不严肃的人，他却常常会大发脾气。
解放后，章泯同志参加了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来又主持了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电影，在三十年代，虽然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作出一定的 成绩，但是在电影艺术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方面还很缺乏经验。章泯同志接受、承担电影学院的工作，要是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行的。他为电影学院奠定基础，同钟敬之等同志一起为电影学院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他是原电影学院的院长。这与他不讲空话，专做实事，切切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做工作这种品质有关。我们现在纪念他，我以为应该联系到当前电影界、戏剧界的实际情况，来学习他这种诚诚恳恳、不为名利、不讲空话、专做实事的这一高贵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他留下来的许多论著、剧本和翻译，我想应该由电影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需要。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实现。
一九八五年（原载《章泯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读陈海云、司徒伟智的《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许多往事涌上心来，感慨万千，竟日不能自制。
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在这一代勇敢而缺乏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才华出众的杂文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顽强地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他也被贫穷、疾病、“左”风折磨了半个多世纪。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田汉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我知道他是“左联”盟员，知道他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由于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和他相知不深，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一篇杂文而“惹了一场大祸”的事，也全不知道。在那个夜色如磐的日子里，即使在同志之间，也是很少谈到私事的，所以他的家世、阅历、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被捕等等，我也一无所知。直到一九三九年他参加了桂林《救亡日报》，从田汉和周立波同志的介绍才知道了一点他入党前后的经历。他给《救亡日报》写了许多文章，杂文、政论、小品，什么都写，而且写得很好，很有文采。《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其中有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陈紫秋等等，他们都能写，也写得很多。但那时是“书生办报”，能写政论的人不多，所以这张报上的社论、时事述评、今日话题之类，几乎都由我一个人“包办”了，沫沙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当桂林的话剧团体逼着我写剧本，又到香港去为《救亡日报》筹款时，我就很放心地请他代笔。这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他写的几篇军事论文忽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中了，一定要请他去当少校秘书，到前线去工作了半年多。当然，他和我一样，在战争时期办报，只不过是读了一点《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支的《战争论》之类，写一点“纸上谈兵”的政论而已。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中国文学的根底扎实，读书联系实际，当时才三十几岁的廖沫沙，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杂文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宣传工作者了。
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太久，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救亡日报》，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华商报》，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一起在香港工作。在桂林，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个人间接触较多，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知音和知心的朋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多才多艺，文采斐然，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特别是他的那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从不考虑到个人的得失的品格。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提到过长沙《抗战日报》的“一位同事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这里所说的“母子”就是沫沙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一悲惨事件给沫沙的心灵和身体以极深的创伤，很久还不能排遣”，但是他在《救亡日报》时期，却从不谈到过这场悲剧。他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依旧是勤奋地工作，笔不停挥，写了大量的杂文和 政论。《救亡日报》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我年纪最大，也不过四十岁，睡地铺，吃大锅饭，大家都“国尔忘家”。这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报社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惟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重新感到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连成一体。”一九四一年元旦，他在《救亡日报》白面山的印刷厂奋笔写了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可是新春之后，却迎来了一场风暴，皖南事变爆发了。由于我们拒绝登载中央社发的那条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国民党肯定要对《救亡日报》下毒手了，南方局决定要我尽快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我就把《救亡日报》被禁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交给了沫沙、林林和张敏思，于除夕那一天离开了桂林。他们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善后疏散工作。直到三月初报社正式被封之后，才率领了二十几位社员，分头经广州湾到了香港。
按照南方分局和廖承志同志的安排，我们很快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林林和张敏思去了菲律宾，沫沙则留在香港，担任了《华商报》的编辑主任。和战时的内地比，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浮华世界，但是，沫沙是一个内向的人，在香港他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既不游山玩水，也不看电影、戏剧。偶尔忙里偷闲，我约他和胡希明、乔冠华到《华商报》附近的一家北方餐馆“海景楼”去喝几杯酒。他酒量不大，我更是滴酒不沾，而乔胡两位却都是酒豪。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和我也只是敬陪末座，默默地欣赏他们的酒后狂言而已。
一九四一年的《华商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