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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街向北走。一片空场子上，他们吃饭。十一个一桌，（桌？）站好队，报了数，即可以去吃。有一队正在报数。一！二！三！五！排在第五的急于想吃，没等四报出来即抢出一个五来。“五！五！五！”值星官扑过去在五的头上打了三巴掌。五的帽子打在地下。五是个瘌痢花头，头上头发有一块没一块的。“重来！”一！二！三！四！——五……十一个人围着一碗菜蹲下来。甚么菜？盐拌萝卜，上头是一层辣椒粉。第一碗饭，他们不吃菜，吃干饭。十一个人全吃完了，排队去添饭。饭不得自己动手添，由值星官一个一个添。大家一样多少。第二碗饭，他们还是不吃菜。风吹起尘土，呜——过来，呜——过去。空场上计有十二桌。一直到第三碗饭，也就是最后一碗饭了，才开始吃那一碗辣椒盐拌萝卜。
走出凤翥街我们都说不出话，互相看看。
三
黄昏时候，从图书馆里出来。走到学校门口，我们看见一个兵。
他躺在那里。
他就要死了。
他的同伴看他实在不行，把他丢了下来。
他上身—件棉军服，头上还有顶帽子，下身甚么都没有。他很瘦，瘦得出奇。膝骨突出来。腿上的皮挂下来，仿佛已与骨头不相连附。
他躺在公路旁边一条浅沟里。浅沟里是松松的土。他已不能再在土上印出第二个印子。他所有的力量都消耗完了。他不能再有痛苦。也没有抵抗。甚么都快消逝，他就要完了。他平平静静仰面躺着。不是“躺着”，是平平静静“在”那里。
他意识已淡得透明，他没有意志了。他大概已不能构成一个思想，他不能想这是蓝的，这是地，这是我。
他的头为甚么慢慢慢慢的向两边转过来，转过去呢？他要借此知道他还活着？
他的眼睛好大，大而暗淡。他的眼白作鸭蛋青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他还看甚么呢？对于这个就要失去的世界看甚么呢？
公路上人走过来，走过去。上头是天，宝石一样的蓝天。
卅五年十一月
原载《大家》2007年第2期
本刊责编王虹艳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曾任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干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北京市剧协理事，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主要作品：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戏剧剧本《沙家浜》《大劈棺》等。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受戒》《大淖记事》，散文《天山行色》分别获1980年、1981年、1982年北京文学奖，戏剧剧本《范进中举》获1956年北京戏曲汇演剧本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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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自述：我的１９７６
阿 坚
作者简介
阿坚；本名赵世坚；另有笔名大踏等；“四五”天安门事件进行谈判的五名群众代表之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无业；卖文为生。中国最早的后现代诗人，旅行家，近来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称为“后现代之旅”的行为艺术活动，探求人生的可能与极限，已进行十次。著有游记十余种，文集若干。
“小平头”已成为“四五”事件后中央新闻源里经常使用的标志性称呼。
一、4月5号上午，我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之上
我若坐车上班，必在广场边上的南长街由1路换乘5路。从3月底至4月初，早上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太好玩了。按说清明节前后的悼念，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有的悼词或挽联写得相当工仗，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可攀嵇康。但更多的一般，义愤露骨，词法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而纪念碑四周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的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架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卧操，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样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那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大多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花圈、诗词以及有纪念碑做背景或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当时“四人帮”一词还不流行）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或想起这次工资妈的没给我长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歌头儿或是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女妖专指江青）的关系极远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绝多的人把怨愤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忧伤洒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而我也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确实看到了民主的精英、文学的精英的潜在。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或曰瞎玩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再去上班是这几天的惯例。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花也点滴不见，纪念碑上干净冷清，碑周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在一线（广场）清场，运走所有花圈，驱赶所有群众并抓走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今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1××中，现人大附中）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拥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夺目。有一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钩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好像有人也爬到了上面）。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便衣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椎度，我手 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吻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便服者很强硬地干涉，大概说了：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得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跟领导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人抓起来也他妈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不好玩，公安可不是吃素的。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就想当逃兵么，跌份。侥幸心理提醒我：被抓哪就那么轻易轮到你。这早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靿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照了我，但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出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二、我离开广场换了外衣又返回
在虎坊桥的工友张××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时，我对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为略后怕，并决心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官、绝不当角。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确也是丙辰清明节）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吗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的确吃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会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我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里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就算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天降。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