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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缪勒问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点也没有，”一个满头白发、面色蜡黄的老头儿回答说。缪勒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们从1926年就彼此称呼“你”。
“这很像你在慕尼黑侦破的那桩谋杀案。”
“是在埃格蒙大街？”
“是的。我记得是 9号楼，…”
“8号楼。他把他们杀死在大街的双号门牌一侧。”
“你的记忆力真好。”
“你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吗？”
“我喝含碘的酒。”
“而我喝伏特加酒。”
“你是将军，你可以喝伏特加酒。我们哪有钱喝伏特加酒呢？”
“你可以接受贿赂嘛。”缪勒嘿嘿一笑。
“然后落到你的刽子手手里？不，我还是喝劣酒好。”
“喝吧，”缪勒赞同说，“喝吧。坦率地说，我甘愿把自己的伏特加酒换成你的劣酒。”
“你的工作特别忙吗？”
缪勒回答说：“暂时——是的。不过很快就要彻底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啊？难道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让你的化验室化验一下杀死这对情人所用的子弹。”
“化验——他们会化验的，”缪勒赞同说，“一定会化验的，你用不着担心…”
第二个老头走进来，移动一下椅子，然后在缪勒身边坐下来。
“老魔鬼，”缪勒瞥了他一眼，心想，“这家伙还涂脂抹粉呢。对了，他的头发是染过色的。”
“怎么样，”缪勒问道，“你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格容特尔？”
“有一些情况。”
“喂，你的头发是用什么染的？”
“用指甲花染的。我的头发不是灰白色，也不是黑色，而是一种花花搭搭的颜色。易里杰死了。年轻姑娘喜欢的是年轻的士兵，而不是年老的密探…你听着，对面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婆，她在一小时之前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士兵。那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看样子行色匆忙。”
“那个士兵穿什么衣服？”
“什么穿什么衣服？穿军装。”
“我知道他不是穿裤衩。穿的是黑色军装吗？”
“啊……当然是穿黑色军装；您没有发给警卫部队绿军装。”
“他们乘坐的是什么汽车？”
“他们乘坐的是公共汽车。”
由于出乎意外，缪勒甚至稍微欠了欠身子。
“怎么乘坐公共汽车？”
“是的。乘坐的是十七路公共汽车。”
“他们往什么方向去了？”
“往那边，”格容特尔挥了挥手，“向西。”
缪勒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摘下电话听筒，迅速地拨通了号码，说道：“朔尔茨！快点！第一，值勤人员立刻沿十七路公共汽车经过的路线搜索！‘女钢琴师’和一个士兵。什么？我哪儿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第二，立即查阅他的档案材料，弄清楚他是干什么的，什么地方人，亲属在哪里。立刻把他的全部履历送到我这里来。如果查明他到施蒂尔利茨常去的地方去过，哪怕只去过一次，那么你要立即通知我！派勤务人员埋伏在施蒂尔利茨的住处。”
缪勒坐在房门旁边的椅子上。盖世太保的鉴定专家和照相师们都走了。他和年迈的密探们留下来。他们在谈论往事，有时争论起来，彼此打断对方的话题。
“我输了，”缪勒在想，老同事们的谈话使他平静下来，“但我还有伯尔尼这张王牌。当然，那里的事愈来愈复杂，那里的警察是外国的，边防人员也是外国的。但主要的一张王牌恐怕已经丢掉了。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潜逃，说明这并非预先计划好的行动。不，这根本不是一次行动。当然，俄国人一向保护自己人，但为了营救这个‘女钢琴师’（这仅仅是一种尝试），他们未必会派几个人来送死。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显然懂得那个婴儿是她的致命的累赘。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铤而走险？不，我胡思乱想些什么？不存在什么有预谋的冒险行为。她公开乘坐公共汽车，这算什么冒险…这是胡闹，根本不是什么冒险……
他又摘下电话筒：“我是缪勒。您再提醒一下警察局，让他们注意在各路地铁上搜捕抱孩子的女人。把她的相貌特征告诉他们，就说她是个小偷和杀人犯，一定要严加缉拿。抓错了人也不要紧。即使抓到的人比应该抓的人多一些，我也会原谅他们。只要不放走我所需要的那个女人……”
第三节
施蒂尔里茨敲了敲牢门。他在这里已度过几个小时，大概在这段时间已换过哨兵，因为现在在门口站岗的已不是原先那个红脸膛的小伙子，而是齐格弗里德·拜克。施蒂尔里茨不止一次同此人配对打网球。
“你好，齐吉，”他说着嘿嘿一笑，“这里倒是会面的好地方，对吗？”
“您叫我干什么，７号？”拜克不动声色地问道，平稳的嗓音有点嘶哑。
“他的反应一向很迟钝，”施蒂尔里茨回忆道，“他的左侧球打得不错，可就是有点慢。就因为这一点，我们俩输给了土耳其新闻专员。”
“难道我的变化会这么大？”施蒂尔里茨问道，不由自主地摸了摸面颊。他已经两天没刮胡子了，胡茬已长得很长，不过还不扎手，直到傍晚胡茬才扎手，因为他已经养成每天刮两次胡子的习惯。
“您叫我干什么，７号？”齐格弗里德重复一句。
“怎么，你傻了？”
“住口！”齐格弗里德喊了一声，砰地一声关上沉重的牢门。
施蒂尔里茨冷笑了一下，然后坐到固定在水泥地板上的金属凳子上。“我把那只英国球拍赠送给他的时候，他甚至感动得流下眼泪。一切暴徒和下流鬼都爱流眼泪。这是他们的歇斯底里发作的一种形式，”施蒂尔里茨心想，“软弱的人往往喜欢喊叫或者谩骂，而暴徒则喜欢哭泣。软弱的人——我这样说是不对的，应该确切地说，他们是善良的人。只有特别坚强的人才善于克制自己。”
当他第一次和齐格弗里德配对同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波尔赛球（波尔在战前就开始学习打网球，以便减肥）的时候，齐格弗里德悄悄地对他说：
“我们是以零分输给他，还是装装样子同他争夺一番呢？”
“不许胡说八道，”施蒂尔里茨回答说，“运动就是运动。”
齐格弗里德打球很不认真，故意让着波尔。他很想博得高级总队长的好感。然而波尔却大声训斥他说：
“我不是你的洋娃娃！请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而不要当成一个愚蠢的孩子！”
齐格弗里德惊恐万分，又不开始急起猛攻，弄得波尔应接不暇，以致恼羞成怒，扔了球拍，退出网球场。这时齐格弗里德吓得面如土色，施蒂尔里茨发现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我从来没想到，这种神经质的小伙子能够在监狱里工作，”施蒂尔里茨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朋友，完全用不着担心。去洗个淋浴吧，去清醒清醒。然后回家，后天我会告诉你应该想么做。”
齐格弗里德走了。施蒂尔里茨找波尔，同他一起愉快地打了五盘。波尔浑身湿透了，但施蒂尔里茨同他打得很平稳，彬彬有礼地同他练习一些右手长球。波尔对此十分清楚，但他对施蒂尔里茨在球场上表现世的略带讥讽的友好态度和真正的民主作风产生了好感。波尔请求施蒂尔里茨和他一起练习一两个月。
“这是一种极端残酷的惩罚，”施蒂尔里茨笑道，波尔也笑起来，因为施蒂尔里茨的语气特别温和。“请不要生我那个傻大个儿的气，他一见到将军们就害怕，他对您很崇拜。为了不丢掉球艺，我们两人可以轮流同您练球。”
在下一次打球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把齐格弗里德介绍给波尔。于是齐格弗里德对自己的伙伴充满了极大的敬意，从此以后，一遇到合适的机会，他就努力为施蒂尔里茨效劳。有时在打完一盘球之后，主动跑去给施蒂尔里茨买啤酒，有时赠他一支珍贵的自来水笔（大概是从被捕者身上搜刮来的），有时送他一束鲜花。有一次，他曾经使施蒂尔里茨陷于难堪的境地，但他毕竟出于无奈，因为他天生愚钝，办事刻板。当时施蒂尔里茨在一场网球赛中和一个西班牙小伙子互为对手。此人挺讨人喜欢，带有自由主义情绪，可是施伦堡却有意要整他一下，为此他通过自己在体育委员会的亲信安排这个西班牙人与施蒂尔里茨交锋。
不言而喻，他们把施蒂尔里茨作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介绍给这个西班牙人。可是一局比赛结束后，齐格弗里德兴冲冲地跑到施蒂尔里茨跟前，贸然说了一句：“祝贺您取得胜利，联队长！党卫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施蒂尔里茨对这个意外的举动并不特别惋惜。但上司却要关齐格弗里德的禁闭，并且要把他开除出党卫队。于是施蒂尔里茨再次为他奔走，这次通过波尔的一个亲信营救了他。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齐格弗里德的父亲——一位生着一对孩子似的蓝眼睛的又高又瘦的老头儿——带着礼物前来看他。老头儿送给施蒂尔里茨一幅很好的杜勒绘画摹品。
“我们全家永远不忘记您的恩情，”老头儿说，“施蒂尔里茨先生，从今以后我们永远是您的仆人。无论是我儿子，还是我本人，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但是，如果您需要帮助的活，只要您开口，哪怕是烦人的日常琐事，我们也当成最大的荣幸去完成。”
从此以后，老头儿每年春天都到施蒂尔里茨这里来，帮他照料果园，尤其关心那些从日本移植的玫瑰花。
“这个不幸的畜生，”施蒂尔里茨突然想起齐格弗里德，“他倒没什么可责怪的。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话好像是我的朋友牧师说的。没那么回事。要在地球上真正实现人人平等，首先必须明确地商定：在上帝面前，绝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有些人是人，而有些人是畜生。这不能怪罪他们。寄希望于短暂的教育是愚蠢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
第四节
牢门突然敞开了。齐格弗里德站在门口。
“不许坐下！”他喊了一声，“在这里转圈子！”
在关上牢门以前，他悄悄把一张小纸条丢在地板上。施蒂尔里茨捡起纸条。
“如果您不说出我爸爸给您的玫瑰花培过土、剪过枝，俄保证在拷打您时手下留情，可以让您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请把纸条吃掉。”
施蒂尔里茨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他人的愚蠢行为总使他感到开心。他又看了看表。缪勒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那位姑娘在沉默，”施蒂尔里茨心里明白，“也许他们会把她带去见普莱施涅尔？这并不可怕，因为他们两人根本互不了解。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联系上。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现在是暂时休息。”
他不慌不忙地在牢房里踱着，逐次回忆着与那个手提箱有关的一切。是的，在森林里他的确提过它。当时埃尔温脚下滑了一下，差点跌倒。这是在轰炸前的那天夜里。我就提过这么一次。
“等一下！”施蒂尔里茨打断了自己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