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影星搞了不少风流韵事，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巴贝尔斯堡小公牛”的绰号。在他的专案文件中保留着一份戈培尔夫人和戈林的对话记录，当时这位宣传部长正迷恋上一个捷克女电影演员莉达·巴罗娃。戈林这样对他的妻子说：“为了女人他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负责我们思想意识工作的人，竟然因为和一些下流的捷克女人鬼混而玷污自己！”
元首希特勒本人也曾建议戈培尔夫人和丈夫离婚。
“我给您撑腰，”他说，“在您的丈夫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党人，做一个有高尚品德，认真履行对家人应负的神圣责任的人之前，我决不和他有什么私人来往－－”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今年一月希特勒驱车来到戈培尔家，祝贺他的生日。并给戈培尔夫人带来一束鲜花。他说：“请原谅，我来迟了，不过我是跑遍了整个柏林市才好不容易买到这束花的，这都怪柏林市的领导，我党的党员同志戈培尔下令关闭了所有的花店。是呀，总体战是不需要鲜花的……”
希特勒逗留了四十分钟便走了，他走后玛格达·戈培尔喜气洋洋地说：“元首是不会去戈林家的……”
柏林已是一片瓦砾，战线离这座千年帝国的首都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而玛格达·戈培尔却在欢庆她自己的胜利，她的丈夫也站在旁边，由于内心充满了幸福而脸色发白：交往中断六年之久，今天元首又到他家来了……
施蒂尔里茨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圆圈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一些明晰笔直的细线。此时他正在回忆与戈培尔日记有关的事。他知道，帝国党卫队司令对戈培尔的日记十分感兴趣，而且曾经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些日记的内容。施蒂尔里茨只看到过几页照相复印稿。不过他的记忆力超群非凡：一过目，就像照相机拍摄一样，几乎能机械地，轻而易举地记住全部内容。
“－－流行性感冒在英国蔓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甚至国王也在患病。这种流行病若能成为英国致命的疾病，岂不妙哉，不过这也妙得太过分了，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43年3月2日。在犹太人没有统统赶出柏林之前，我是无法休息的。与施佩尔在上萨尔斯堡谈话之后，我去见戈林。在这位国社党员的酒窖里存放着两万五千瓶香槟酒！他身穿一件古罗马式的无袖外衣，那衣服的颜色引起我体内的特异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施蒂尔里茨想起希姆莱曾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戈培尔。这是1942年的事了。那时戈培尔正在郊外避暑，但是他没有和家眷住在大房子里，而是在一所“办公用”的简朴的小住宅里。住宅坐落在湖畔，院墙可以沿芦苇丛绕过，那里水浅，刚没过脚踝；党卫队守卫岗哨设在另一边。一些女演员常到他这里来，她们都乘电气火车前来，下车后再步行穿过一个树林。戈塔尔认为用小轿车接女人到自己家，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来说是过于奢侈，太不成体统了。每次都是他亲自陪她们走过苇丛，然后趁党卫队卫兵清晨熟睡的时候再把她们送走。当然，希姆莱知道这些情况，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正是在这所住宅里，戈培尔签署了戈林办公厅送来的关于柏林盖世太保务必于三日内消灭六万名在工业部门劳动的犹太人的命令；正是在这里，他给阿道夫·罗森堡写信，将原定杀死一百五十万捷克人的计划，改为杀掉三百万；也正是在这里，他制定了有关开展毁灭列宁格勒的宣传运动计划…）
“戈林曾对我说过，我们不需要非洲，”戈培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还说：‘我们要考虑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丢掉非洲的。’他已经把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副手艾伯特·凯塞林元帅派到那里去了。他一再问我，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兵源和武器。他迷惑不解的是英国的金融寡头们怎么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合作，他特别提到了邱吉尔祝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一事。关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他谈得极为精彩。我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确实有些无精打采。应当使他振作起来。领导工作没有他是不行的。”
戈林说：“我们在东线吃了败仗，这些将军，不，是一群败类，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冬季气候条件恶劣的缘故。这是弥天大谎！保罗斯是英雄吗？不久他就要在莫斯科电台广播演说了：可我们为什么却向人民撒谎，说他英勇牺牲了呢？元首已经三年没有休息了。他过着斯巴达人的生活，坐在地下室里，连点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三年的战争时期对他来说比五十年平常的岁月要可怕得多。但他不愿听取我的意见。应当解除他指挥陆军的权力。和以往几次党内出现危机时一样，元首的亲密战友应该团结在元首的周围，而且确保元首渡过难关！”
倘若我们战败，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戈林没有用幻想安慰自己，因为单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就够我们呛的了！
“战争将以我们的政治破产而结束。”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紧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组成一个以在革命中帮助过元首的人为首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用它代替“三人委员会”。戈林听了大吃一惊，犹豫再三，最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戈林很想战胜希姆莱。丰克和莱伊已经被我战败。施佩尔本来就是我的人。戈林决定意大利之行结束后立即到柏林，和我们会面。施佩尔在此之前要和元首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员任命的问题晚些时候我们再决定。
1943年3月9日。来到文尼察与施佩尔见面。他说元首身体很好，只是由于德国屡遭轰炸对戈林很恼火。元首接见了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感到十分荣幸。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敌人空袭柏林的情况，他一边注意地听我讲，一边又不断地痛骂戈林。元首从戈林又谈到陆军将军们。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指挥陆军。
1943年3月12日。我下令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英国向德国人民提出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书。这会使德国人大为震惊。和里宾特洛甫争吵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要求把法国视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不要把党的宣传波及法国。谢天谢地，戈林又时常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了。要加强他的威望。
1943年4月12日。乘飞机去参加戈林召开的讨论领导危机问题的会议。我和丰克刚到弗列拉辛格，我就发病了。我请来了莫勒尔教授，他劝阻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沙克尔和施佩尔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1943年4月20日。游行庆祝元首五十四岁大寿。莱伊来访，讲了上萨尔斯堡会议的情况。他不喜欢会场的气氛。他不相信戈林能够成为帝国国务领导人，因为空军的状况和敌机的轰炸已使他名誉扫地。我与戈林的关系重归于好，元首对此感到欣慰。他认为党的权威人士能够以祖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这对他和党都是有利的。施佩尔来了，他认为戈林已经疲乏了，而沙克尔患了妄想在病。席腊赫，正如元首所说，受了维也纳反动分子的影响，所以在发言中总是攻击总体战争的思想……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戈林和戈培尔像的两张纸团揉成一团，在烛焰上燃着，扔进了壁炉。用铁火钩拨弄了几下，又回到桌旁，点上支香烟，抽了起来。
“戈培尔明显地在挑拨戈林。而在日记中写的是给他自己以及后代人看的，真是太狡猾了。结果全都暴露无遗。他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这件事他干得并不十分高明。不过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再一次体现出他对元首的爱戴。他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半路上发病，没有去上萨尔斯堡开会，而这次会议的宗旨主题正是他授意给戈林的。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和希姆莱进行过密谈呢？”
施蒂尔里茨把另两张画着希姆莱和鲍曼的纸挪到面前。
“我排除了戈林和戈培尔。很明显，戈林本来有可能去谈判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失宠，他谁也不相信，在政治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而戈培尔呢？不，他决不会去谈判的。他是个信仰狂，他会顽固到底的。那就是说是希姆莱和鲍曼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个宝押在谁身上呢？希姆莱？很明显，他是没有可能去谈判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名声很坏，是千人骂万人恨的……是的，押在希姆莱身上……”
就在这时候，面孔消瘦，脸色苍白的戈林离开了元首大本营地下室，正驱车返回自己卡林霍尔公馆。这天早上他乘车去前线视察，去的正是俄国坦克突围的地方。从那里他直接赶去见元首。
“前线毫无组织性，”他说，“一片混乱。士兵的眼晴是那样茫然呆滞。我亲眼见过喝得醉醺醺的军官。军队被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一群被围猎的野兽…我认为……”
希特勒半闭双眼听他讲着，右手轻轻地扶着不停颤抖的左手。
“我认为…”戈林重复了一句。
但是希特勒没让他说下去。他吃力地站起身来，睁圆了通红的双眼，十分轻蔑地抽动了一下小胡子。
“我禁止你今后再去前线！”他说话声音依然是铿锵有力。“我禁止你散布惊慌失措的情绪！”
“这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事实，”戈林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元首面前辩驳，话一出口他立刻感觉到四肢发凉，“这是事实，我的元首，我有责任向您讲出这一事实！”
“你住嘴！戈林，你最好还是管管空军去吧！不要干预那些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有先见之明和力量的人才能做的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你能干得了的事。我禁止你再去前线，从现在起永远不许去。”
戈林被压倒，被击溃了，他的脊背似乎感到希特勒的副官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在他的身后窃笑。
他回到卡林霍尔时，空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等他，因为离开元首大本营地下室的时候他就命令自己的人集合开会。但是会议没有开成：他的副官报告说，帝国党卫队司令希姆莱要见戈林。
“他希望和您单独谈谈，”副官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说话才使他的工作在众人的眼里显得神秘莫测。
戈林在自己的图书室接见了党卫队司令。希姆莱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笑容可掬，镇静自若。他坐到一张圈椅上，摘下眼镜，用 皮擦了好久镜片，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元首再也不能做国家领袖了。”
“那怎么办呢？”戈林还没有真正领会党卫队头子的话有多么可怕，就无意识地问道。
“地下室里本来就有党卫队的军队，”希姆莱仍然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着，“不过，归根到底，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是元首的方寸已乱，现在他再也不能采取任何决策了。我们有责任向人民说明一切。”
戈林看了一眼放在希姆莱膝上的黑色厚文件夹，他想起1944年有一次他妻子和一位女友通电话时说：“你最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在电话里说有危险，有人窃听我们的电话。”戈林记得，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