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看了一眼放在希姆莱膝上的黑色厚文件夹，他想起1944年有一次他妻子和一位女友通电话时说：“你最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在电话里说有危险，有人窃听我们的电话。”戈林记得，当时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示意妻子：“别这么说，这太不理智了。”现在他看着这黑色的文件夹，心里想，这里面说不定装着窃听器，过两小时后，谈话内容就会放给元首听。到那时就要完蛋了。
“他随便讲什么都可以，”戈林心里想，“挑拨离间分子的祖师爷决不会是个正直的人。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我在元首大本营地下室受辱丢脸的事。他来这里是要把这盘棋下完。”
希姆莱也明白“纳粹第二号人物”在想些什么。所以他叹了一口气，下决心帮戈林解开疑团。他说：
“您是元首的继承人，自然您是总统。那么，我就是总理。”
希姆莱心里明白，德国人不会跟他这个党卫队领袖的。需要有一个人物作掩饰。
戈林还是那样无意识地回答说：“这不可能…”他停了片刻，然后压低声音补充说（他估计即使黑文件夹里藏着窃听器，也录不下这低声细语）：“这不可能。总统和总理应该是一个人。”
希姆莱微微一笑，沉默了片刻，突然像踩了弹簧似地站起来，和戈林互相行了个纳粹党礼就悄悄地离开了戈林的图书室……
第四节 1945年2月15日23时54分
施蒂尔里茨从办公室出来，下楼来到车库。敌机还在轰炸，不过现在是在佐辛区，至少他是这样感觉的。施蒂尔里茨打开了车库大门，上了汽车，在驾驶盘前坐好，按电门打着了火。“霍里赫”车的发动机呼噜呼噜地响起来，响声平稳而有力。
“走吧，我的小车。”他用俄语想道，顺手打开了收音机。正在播送轻音乐。空袭的时候电台总是播放轻松愉快的歌曲。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每当前线进行激战，或敌机猛烈轰炸的时候，电台就播放轻松愉快，幽默逗笑的节目。“好了，咱们走吧，我的小车。咱们快走，可别碰上炸弹。静止不动的目标是最容易中弹的。如果我们以每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中弹的可能性就减小为七十分之一了……”
他的两个无线电报务员埃尔温和凯特住在施普雷河岸边的克别尼克。这时埃尔温和凯特都已睡下了。最近他们
睡得很早，因为凯特快临产了。
“你真漂亮，”施蒂尔里茨说，“你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在怀孕期间变得令人倾倒的女人。”
“妊娠可以使任何一个女人变得漂亮好看，”凯特回答说，“只不过你没有机会去觉察罢了。”
“没有机会，”施蒂尔里茨苦笑了一下，“这点你说得很对。”
“给你煮点咖啡加牛奶吗？”凯特问。
“哪儿来的牛奶？我忘记带点牛奶来了－－真见鬼－－”
“是我用衣服换来的，”埃尔温回答说，“多少也得给她点牛奶吃呀。”
施蒂尔里茨抚摸了一下凯特的脸颊，问道：“给我们弹奏点什么曲子听听好吗？”
凯特在钢琴前坐下来，翻了几张乐谱，最后翻开了巴赫的曲谱。施蒂尔里茨退到窗前，轻声问埃尔温：
“你检查过没有，他们没在你的通气孔里装什么东西吗？”
“我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怎么了？你们党卫队保安处的弟兄们又发明什么新玩艺儿了？”
“鬼知道他们。”
“怎么，有什么事吗？”埃尔温问道。
施蒂尔里茨哼了一声，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他慢条斯理地说起来，“我接到了一项任务…”他又哼了一声。“我应该注意观察最高层的官员中有谁准备单独与西方国家谈判。那边指的是在希特勒最高领导层里的人。你觉得这项任务怎么样？够轻松愉快的吧？看样子，那边认为既然我二十年都没垮台，那就证明我是无所不能的了。最好我能成为希特勒的副手。或者干脆能当上元首，是吧？你看，我快成了个唠叨鬼了。”
“‘唠叨鬼’对你来说很合适。”埃尔温回答说。
“小姑娘，你打算怎么个生法？”凯特停下来的时候，施蒂尔里茨这样问她。
“我看，新方法还没发明出来吧。”凯特微笑了一下。
“前天我和一个产科医生聊天……伙伴们，我可不想吓唬你们……”他走近凯特身边，请求说：“你弹呀，孩子，弹呀。我不想吓唬你们，尽管我自己可真吓坏了。这位老大夫对我说，在接生的时候他可以断定出任何一个妇女的出生地点。”
“我不明白，怎么个判断法。”埃尔温说。
凯特的演奏声骤然停止了。
“你不要怕。先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咱们再考虑怎么过这一关。你是知道的，分娩时妇女都要喊叫的。”
“谢谢你的指点，”凯特回答说，“我还以为她们要唱歌呢。”
施蒂尔里茨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
“你知道吗，她们是用本族语喊叫的。用她们出生地点讲的话喊叫。就是说，到时候你会用梁赞的方言喊‘妈呀’…”
凯特继续弹着钢琴，但是施蒂尔里茨看见，她的双眼突然间噙满了泪水。
“那我们怎么办？”埃尔温问。
“要是把你们送到瑞典去呢？这件事大概我是能做到的。”
“那微岂不连最后一个联络电台也没有了。”凯特问道。
“我留在这儿。”埃尔温说。
施蒂尔里茨摇了摇头，表示反对。他对凯特说：“他们是不会放你一个人走的，只能和他一起走，他是残废军人，需要到疗养院治疗。而且又有斯德哥尔摩亲属的邀请……他们不会让你一个人离开的，因为他的舅舅是瑞典纳粹党员，而你的舅舅不是－－”
“我们都留下来，”凯特说，“没什么了不起。到时候我就用德语喊。”
“你还可以加上几句俄语骂人的话，不过可一定要带点柏林口音。”施蒂尔里茨开玩笑说，“这件事咱们明天再决定，要不慌不忙地考虑一下，而且不能带有丝毫英雄主义的激情。埃尔温，咱们走吧。该去联系了。根据明天那边给我的答复，我们再做决定。”
五分钟后，他们从房里走出来。埃尔温手里提着一个皮箱，里面装着无线电台。他们的车子朝兰斯多尔夫方向行驶了大约十五公里，施蒂尔里茨关上了马达。飞机仍然在不停地轰炸。埃尔温看了一下手表，说道：“开始吗？”
“开始。”
阿列克斯：我仍然坚信西方国家重要的政治家没有人会与党卫队谈判。不过，我既然接到任务，就一定去完成。
我认为，如果我把一部分从你那里得到的情报向希姆莱报告，任务就有可能完成。依靠他的支持，我就可以进一步直接监视那些你认为正在探索谈判渠道的人的行踪。我向希姆莱的“告密”（具体细节我将在这里就地组织安排，不再与你协商）会帮助我向你提供肯定你的猜测以及推翻这些猜测的所有情报。其他的途径我目前还找不到。如赞同，请用埃尔温的频道转告“同意”。
尤斯塔斯
这份报告使莫斯科十分震惊，仿佛一颗炸弹已经爆炸似的。
“他正处在垮台的边缘，”情报中心一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与希姆莱直接打交道，他马上就会败露，任何办法也救不了他。即使假设希姆莱想捉弄捉弄他…不过，希姆莱也未必会那样做，因为他并不是党卫队司令棋盘上的什么大棋子。请在明天早上给他发报，让他立即停下来，告诉他，我们坚决禁止他这样做。”
最近几个月情报中心搜集到一些新情报，对希姆莱有了出人意料的新认识，因此，情报中心掌握的情况施蒂尔里茨是不可能知道的。
第六章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希姆莱〕
他突然醒来，好像有人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坐在床上环顾四周。房内寂静无声。小闹钟的夜光针正好指在五点。
“还早，”希姆莱心想，“应当再睡上一个小时。”
他打了个哈欠，又面向墙壁躺下了。通风小窗外传来了林涛的吼声。从傍晚就下起了雪，希姆莱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寂静空旷的冬林美景。突然他想：如果他一个人到林中去，一定是很可怕，就像孩提时那样害怕。
希姆莱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走到了桌旁。他没有开灯，坐到一张木圈椅的边上，把一只手放到黑色电话机的话筒上。
“应该给女儿打个电话，”他想，“孩子一定非常高兴。她的欢乐大少了。”
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大照片：两个男孩子顽皮地，无忧无虑地微笑着。
突然希姆莱脑子里出现了鲍曼清晰的身影。希姆莱想，都怪这个坏蛋，他现在才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一声：“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梦呀，亲爱的？”和两个男孩子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希姆莱记得，1943年他请求从党的金库里借贷八万马克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玛尔塔在巴伐利亚远离经常遭到轰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别墅，那时鲍曼没有说话。但后来元首从鲍曼那儿如道了这件事，接连几次在大本营吃饭时元首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着他。因此他没能和妻子离婚，尽管他已经六年不在家住了。
“这与鲍曼无关，”希姆莱继续想道，“全都怪我，这件不幸的事与那个肥猪无关。我是可以忍受国为离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党卫队反对家庭破裂和妻子离婚的队章。但是，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
”
希姆莱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时他饥寒交迫，和妻子住在纽伦堡一间又陪又冷的小房子里。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元首的“兄弟”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他为了建立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德国到处奔波，经常睡在火车站，啃一顿干面包，喝些名为咖啡，而实际上是浑浊无味的饮料。在1927年，那时他还不明白，施特拉塞所以产生建立一支警卫部队——党卫队
的想法，是因为反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斗争已经开始。希姆莱当时还相信，建立党卫队是为了保卫党的领袖们免遭赤色分子的杀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伟大的领袖，德国劳动人民唯一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在靠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希特勒的大幅肖像。有一次希特勒因事找施特拉塞，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着一个瘦瘦的、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说：“把党的领导人之一抬得这么高，使他高踞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之上，值得这样做吗？”
希姆莱回答说：“我是个党员，我们的党有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领导。”
希特勒记住了这件事。
施特拉塞向元首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重新组织的党卫队部队帝国司令。他本指望党卫队能在反对罗姆，争取对党和元首有更大影响的斗争中首先为他施特拉塞效力。最初的二百名党卫队队员都统一由他领导。虽然仅有二百名，但没有党卫队就没有1933年元首的胜利，这点希姆莱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在胜利后，元首却只任命他为慕尼黑的刑警头目。有一天，希姆莱入党介绍人、提出建立党卫队武装队伍的思想的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