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理论，理论就是某个人的言论，带有主观色情成份。
我喜欢在夏天看见爱情，通常那个时候，它穿得不多，比较可爱。
我住在一条村子里头，村子住在一个城市里头，城市住在一个国家里头；我居住的原因除了我不是无业游民之外，主要因为这里的出租屋很便宜，而且风景很好，撇开那几亩绿油油烂田，那些个绿头绿脑的治安队员，那条墨绿墨绿的水沟，这里有很多让我住下的理由，这里有很多女孩。村子对面有座学校，学校里面有很多女孩，我在那里逃过课，打过架，亲过嘴，毕过业，很有点感情，和我对那条能正反穿的内裤感觉基本一致。
我喜欢在校园里面散步，尤其在夏天，闷热的季节宿舍的电脑会死机，超频就这不好，所以我的主机没穿衣服，联机的人多了，就会比饭堂的队伍还要慢。校道不长，在气温的怂恿下，会有很多女生开展一项别出生面的比赛，主要是看看谁的大腿日照时间比较少，我比较喜欢健康的肤色。这种良好的习惯，从大一陪到我毕业，经过长期的自我培训，我的眼睛已经进化到了植物级别，象向日葵一样，通过光滑的大小腿皮肤吸收折射的太阳能，少了紫外线，特别滋润。我有一张椅子，写着93界全体同学捐赠，我一个也不认识，但也很谢谢他们，因为椅子地理位置很好，附近有盏路灯，很黑，有些女生怕黑；我有个耳机，常听电台，看看里面的英文发音有没有自由的味道，那个电台叫VOA。
今年我随大流地毕了业，然后随大流地找了份工作，有工作就有工资，有工资就有老板，有老板就有尊卑。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营业员，公司不大，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吧，我也不清楚具体数字，有些人很少露面，反正我和小城这个每天认真为大家选择合饭的中专生，在公司行政架构的最底层，唯一区别是他比我多两百元收入。每张桌子上不一定都有一台电脑，这是我们公司的优势，不会同一时间所有人都在上黄色网页，对客户造成不必要的精神压力，于是我这个营业人员是没有电脑的；小城有电脑，因为他是副经理的表弟，我很佩服他，而且他除了学历，身高不比我高，就都比我高。公司里另外还有一张很干净的茶几，因为每次高层们打牌前后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听从吩咐去打扫，因为清洁的大婶每次都参与牌局。
我每天除了肩负起大婶打牌时的清洁任务，就是跑跑业务，打打稿件，和冲茶倒水，经理曾语重心长地谈到，我的岗位是全包的，不可或缺的，很划算的，因为我只拿一份工资，2000元不整，有些不见了，据说给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拿去喝茶了。其实我并不知道公司是怎么盈利的，以及我的工资会不会是希望工程的捐款，我们平常的生存着，反正作为一个基层人员，我需要知道的已经够多了，好象老板有个当师长的爸爸，经理经常去理发顺便洗头，部长有两个女朋友，听说有个同事姓王，有个不姓王。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丰富着我的业余生活，刺激着我的括约肌肉，厕所里面人们说谎不眨眼。
毕业是个关口，毕得好就就业，毕不好就失业。我幸运地过了，有些人没有。
我是个毕业生，已经毕业了，毕业前我就住在一条村子里头了，和小时候一样，里面有一个人我认识，他也和小时候一样叫老么，是我同学，也是我同乡，从他爸和我爸打陈明他爸的日子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我有一个在九楼的房间，房间有三条不同的钥匙，一条在天台的花槽，一条不见了，一条在老么那里。从小村子里，就有种说法，说我和老么很像，怀疑是前世的兄弟，因为我爸和他爸有不同的老婆，所以这种说法很有争议。其实，大学之前情况是这样，我们用几乎相同的步伐走着各自的人生。
我和老么尽管是同学，但学的东西并不同，我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他学的是别的。我和他在大学里渐渐地有了分歧，我每个星期逃十节，八节课的，而他却逃二十多节，有时候某个星期的课不足二十节，他就会去逃别的系的课，搞到我和他的差距很远，很遥不可及。我逃课去打联机，他逃课不知道去了干什么；但主要的区别是我逃课毕了业，他逃课逃到破了纪录也毕不了业，学校真不是个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大二那年，他再次打破校纪录，九科考试门门红灯，我的努力只是枉费心机，才三科，我当时很气愤，六门呀，整整六门呀。这在本科生来说是光荣的，简直是对高考制度的蔑视；他父母不是本科生，于是就在校门口伏击他，我在很远的角落用余光看见那个在地上尖叫滚动的老么，很像一条没有毛的虫。我父母怎么说也读过一年小学，第二年老师走了，好象去了香港，那年是1965年，香港很乱。我脸上左右对称的巴掌印，说明这四位老人出次省城的也不容易，怎么也得玩个够才回家，而我和老么不过是不称职的导游而已。老么后来就失踪了，当然他拿了我的钥匙才走的，我一直没找到他，有人说在某个工地看过一个偷懒的民工很像他，也有人说在隔壁村子的桌球室有个看电视的背影很像他，还有人说回武汉的火车上看见对面那列有个扒车的很像他，这些都是后来从无到有衍生出来的传奇，我都没信，因为我知道他就住在这条村子里。
九楼有两个房子，阳光充足，一间我住，一间不是我住。对面住着个女人，比我小两岁，比我有钱；我们开始很少说话，后来也很少说话，大家职业不同，所以话题不多。唯一交流的角落就是我常借她VCD看，她原本不看英文片子的，后来我说外国人都看，她也就看了。我每天吃楼下卖的合饭，她说那污染环境，而且有一天她看见那些个合饭连狗都不吃，我想要不是那狗吃饱了，要不是我太饿了。不过她就凭着这个借口，天天请我吃饭，只收点手续费的，说什么是礼尚往来的道义。她是四川人，我不是，由于她做的菜很香甜，我就公然在饭桌上怀疑她的真实籍贯，她没说什么，笑了，有两只小虎牙很标新立异地突起，很可爱。不过第二天我知道了一个真理，四川人真的很能吃辣，我在喷火后喝了很多水，然后又喝了很多水，头发都不用发胶也能直立行走，她没说什么，笑了，比平时在梯间送客人妩媚多了，很天真。我不高，她的鞋子很高，感觉上她好象我姐姐，当然我没有姐姐，感觉这东西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1999年，夏天，有天，我看见了一双很长很白的腿在笑，主人叫苏红，于是我没有看见阳光。
一条偷吃的白狗第二节 MM，你的裙子很短（2）
我毕了业，没有回家，父母很生气，对我要在大城市里陶冶性情的决定很意外，并不可理喻地扬言当少生我这一个，虽然说他们拥护计划生育是好事，这种和文革除四旧相类似的热情我也理解，但是我的户口，公安部门是不会轻易取消的。游荡在天河的高楼下，当时的我一路也没看见路标，作为一个善良纯朴的农村孩子，这是无奈的。小时候，我很喜欢听一种回音，记忆中，在家乡的小河边，我向对岸那个小妹傻笑的时候，她总亲身给我示范了很好的效果，更响亮的回报，不带一丝贬意，尽管我那时常经营天体泳场，自己也身体力行地
不着一缕。96年，刚进一个叫大学的地方，有幸把记忆读取了一遍，在那条清澈了没几天的小溪边，我叫了声“鱼呀”，就听见了一声清脆的“鱼呀”，有创造性的回音很讨人喜欢。我赶巧看见了回音的来源，是个不穿裤子的女孩，她直勾勾的眼神告诉我，我们看见了一条鱼。我在邀请她进行了二人天体营之后，发现了两声鱼其实不尽相同的，我想的是怎么吃，她认为会游泳的鱼很美丽，和会飞的鸟一样。于是在和她激烈交战之际，我的耳朵里面就充斥着回响，我无法找到声源，也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引致的，这也许和我常戴耳机不无关系。后来，我以为看见了那叫爱情的东西，那在我耳朵徘徊的震荡，一下子消失了，让我听见了宁静，非常振奋人心，人却迷路了。
老么有我的钥匙，我没有他的钥匙，他知道我住哪里，常有空来来，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地方住，也没去过；所以我家有时候会很乱，有些异样的味道和用过的胶袋，我于是只好用一些粗口来表达我的欣赏。其实毕业前，我已经有很久没见过他，有整整一年了，只是本能地知道他还活着，但有时候还是难免会暇想一下，会不会是谁把他干了，然后用我的钥匙来旅游呢。如果情况是真的，我应该考虑收费，和不在抽屉里放超过一元的现金和未开封的避孕套。过年时候，父母问我关于老么的情况，我如实地说不清楚，他们叹了气，很是伤心的样子。后来，走之前看见父母在远处和老么的父母和和气气地说着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们听没听见我的再见，反正我是说了。我偶尔的脾气，似乎总有人不满意，第二天我的屋子会自动地干净起来，有种收拾过的样子。人是很奇怪的动物，本来乱得很有规律，好好的，一下子这般杂乱无章的整齐，就什么都找不到，会窒息人的呼吸，好象一条鱼飞在天空里。我没有质问她的勇气，因为每天还是吃着她煮的饭菜，生怕得罪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南方都市报会登一则题为》。她上次给我看的辣椒，很红很红，是让人记一辈子的红。
每年夏天，都有些鸟会飞到北方去，留下一陀屎和一个空巢，九楼的天台上来过几只，这种动物赵忠详管它们叫燕子。它们会飞，每天都飞，不飞就没饭，它们也吃饭，我的饭；夏天有些燕子会飞走，有些没有。
我每天八点都会准时地在村口等那辆不准时的公车，我坐公车，不飞。公车上有个女孩，我每天上车的时候都能看见她，她的丝袜和她的白衬衣很配，在什么情况下都有着双重说明，告诉我她是个文员。她很文静，见面久了，大家会互相露一下用高露洁的牙齿，后来，我们加上了舌头，说些不着边际的问候，渐渐的，我会看见双重影像，一个她坐在远处，不动的；一个她坐在我上面，会动的。好象中间有个镜子，反射着我的思想，很纯洁，怎么说也是用了高露洁的呀。有一天，她坐过来问我一个古怪的问题，叫我当她公车上的男朋友；我平生最仗义为人，就很沉静地表示愿意一生一世坐这辆公车。她满意地追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咱俩不认识。天台有个鸟巢，空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只蛋，像化石，里面本来有过生命，后来飞走了。那个女孩后来，没有坐那公车了，司机说我就算是喜欢，也不应该问人家那么唐突的问题，搞得他无法从倒后镜里看内裤了。我也看那镜子，看见了一个叫我神经病的女孩，丝袜很长，很长，我想戴眼镜，看东西也许就会重影了。
小时候，我好象和老么很熟，曾经一起干过些赔钱的勾当――摸蛋，捉鱼，和放牛之类的，我们的经验就是，别人的鸡蛋不能随便摸，除了有鸡屎还要给钱；别人的鱼塘不能随便游泳，还好没养什么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