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鲁迅从绝望的心理状态中拔出，并为他同样虚妄的行动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导出了他毕生思想中，一个最有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应该说，这个命题是鲁迅对于自己整个中期思想的一个概括。包括他重新选择启蒙主义，都具有“绝望的抗战”的性质。问题是，在早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中，为了那个虚妄的希望，他还无法正向面对自己的绝望。而现在，他已从承受绝望走向了承担绝望。承受只是被动接受，而承担却是主动迎击。他依靠那有限而毫无英雄气概的生命意志，与身内外的黑暗与虚无搏斗，他的痛苦就是搏斗的证明。他像《秋夜》中的两棵枣树，承担着一切孤独、黑暗与虚无的压迫，“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像《过客》中的过客，成了家园的反叛者，命运的逃亡者和死亡的进击者。他始终能听到前面有声音在叫他，那是死亡的召唤，也是生命意向性的召唤。因为这声音，他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使他拒绝了一切劝阻、悲悯、布施和诱惑，迎着死亡和穿透死亡的可能性，坦然走去。即使“料不定可能走完”，但生命的朝向决不改变。
“虚妄”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概念，但它在鲁迅这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论证。面对生存的虚妄感，阻止鲁迅倒退回传统人格的力量，正是他在绝望中确立起来的内在信心和为传统人格所不敢正视的个体生命意志。因此在鲁迅那里，“虚妄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哲学，它构成了鲁迅思想与行动的内在转换机制和自我解释的全部依据。当然，他对于生命形式和意义的肯定和超越性论证，不是从生活的正面，即人们所期盼的光明和希望中给出，而是从它的负面，即人们所恐惧的绝望和虚无中给出，这正是这种哲学的“虚妄”之处。也正因为此，“绝望的抗战”本身就具有荒谬性。由于“虚妄”是一种无形态的价值指向，因而在人生意义的探索中，鲁迅注定得不到确定性的终极答案。所以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命的焦虑。然而对于价值世界的确信和生命有限性的明智，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的力量和自信，从而在不确定性中建立起自己的个体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从中观照到自身的存在和意义。
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价值走向，在这里发生了偏斜。鲁迅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真正的叛徒：他以对于绝望的承担与抗战，论证了生命意志及其现代人格形式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立存在及其可能性。伟大，而且悲哀。
（原载《文艺理论与研究》1995年第5期）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的人格自塑（1）
鲁迅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具魅力的，不是他在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是他的人格。这种现象固然与鲁迅人格的高强度照耀有关，但更是民族文化心理接受屏幕的呈像。这种呈像的状况如何，标志着人们在何等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民族魂”。由于二者的反差太大（鲁迅本人就有这种感慨），这种接近过程不可能不是长期的、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不可能不伴随着一次次解释学意义上的失败。
笔者在本篇的跋涉，仍然完全可能是失败的记录；然而在探寻者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劳作。
我在下边要做的主要尝试，是致力在鲁迅人格与传统人格的比较中，探寻二者的因缘，求解鲁迅独特的人格内涵及其建构方式。
一、职业与人生何为主体
人类从动物界将自己提升出来的过程，同时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人的自塑史与人类史一样漫长。人类的自塑功能是通过个体来完成的。个体的自塑行为林林总总，但自塑方式却不出两大类型：复制与创造。前者是根据久已有之的价值传统和人格范式内修自己，从而把自己再生成一个社会角色。后者则相反，它不承认任何人格范型永恒的楷模意义；它拒绝偶像，只知道在不断的摸索之中锻就“另一个”。这是人类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的人格类型。
鲁迅一生大致经历过三种职业，一是做“官”，二是为师，三是当作家。用通常的观点来看，其中至少有两种不能算创造性职业：吏者君之仆也，师者道之从也。如果把“文以载道”算进去，则三者在中国都是“复制”行当。然而无论为吏为师，还是为文，都没有妨碍他人格的创造性，毋宁说反而成全了他。
不知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他似乎不大理会自古以来君子“不食周粟”，“邦无道，谷，耻也”之类的名节论，似乎认为用这些来维护节操显得迂腐了一些。为了生存，他不仅为师，而且当官，并且一当就是十多年。后来曾有人以“官僚”历史揭短相讥，他却并不汗颜，有时索性以官僚自嘲。相对古之“君子”范型来说，相对辛亥五四同时代的另一些新人的选择来说，这个事实本身就富有独异色彩。
当然，他的创造型人格的淋漓尽致的展示，还是在他“怎么做”。不知人们注意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没有，他虽然在历史给定的领域“就业”，但从来没有准备去遵从社会为他规定的职业矩度。真有一点“做什么不像什么”。因此他总是遇到来自各种角色规范和牾批评。有些批评直到今天。
当官就不屑多说了。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曾引述政府官吏服务令诸条款，给予身为部属官员的周树人一个鉴定：“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章士钊对鲁迅控告的“答辩书”。转引自孙瑛《鲁迅在教育部》。这个鉴定其实并没有怎样冤枉鲁迅的。鲁迅本人在私下对他的“官僚”生涯也有过同样的自我总结：“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本文未注书名的夹注，皆引自《鲁迅全集》；间隔符号前为卷次，后为页码。（11453）
再看他当人之师。在中国，教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楷范，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师表”之说。鲁迅当过多年的人之师，但他似乎很少想到自己是“师表”。他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教书、编讲义是为了吃饭；而斥“教育为最神圣之清高职业，身当教员之人，应该为教育作牺牲”的说教为谬论。他更不顾导师之“体面”，而与别一些“导师”、“文人”“相骂相打”。徐志摩的批评虽然不能说善，但他的意见却极有代表性：“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这样混斗，“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的先生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有关系的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鲁迅却报以更猛的叱咤：“我还不能‘带住’”，“中国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3243）
在青年学生中，他也常常忘记这种师表身份而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怪异。他太无视吏道与师道了。也许正是这些缘故，他很难通过集体无意识的筛选。以至尊敬鲁迅的后人们每每排列教育家谱系时，在历数“为人师表”时，很难想到他的名字。
有一个称谓似乎是公认的：思想家。但也未必。说他是思想家，他不仅没有潜心炮制思辨体系，甚至没有一篇论文对提出和阐述某个学术范畴感兴趣。而范畴体系的给出和建立，历来是人们估量一个思想家之为思想家的尺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一些“经院派”的思想史著作中也常常把他的名字给漏了。
那么好，文学家总是的确的。但是很难说鲁迅对文学家这一职业产生过角色认同。可以这样说，他在文学上成名，完全是无心插柳。根据现存的材料来看，他从来没有当文学家的职业志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当稳文学家，更不读小说作法之类的教材，文章体裁往往非驴非马。成名以后，他常常否认自己是作家、文学家。
最好不要把他的这种不经意、否认理解为谦虚或成名作家常有的作态。鲁迅确乎没有有意识地按照一个文学家应然的面貌来塑造自己，他的创作生涯不是围绕做文学家或做学问而是以为人生而展开的。这一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得已经很清楚。
正是一种自我为体，职业为用的人生态度，使他能在世俗的职业眼光中我行我素，在各种叽叽喳喳的舆论中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觉。“职业”与“我”何为体？何为用？从文化价值观来讲，这是鲁迅同对他的生涯的遗憾者们分歧的实质所在。这种分歧在如何看待鲁迅后期杂文生涯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把其他是非问题撇开，纯粹从当一个文学家的角度看，“正宗文学”论者对他的议论不是全无道理的。问题是鲁迅的价值参照和选择轴心首先不在这些外物，而在人自身的本质确定。他认为在备受压迫与蹂躏的情况下的为艺术而艺术，已失去了它曾有过的意义，而成为人的一种变态，一种异化。而正宗文学论“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63）。
他反驳林希隽道：“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8376）人生为体，体裁为用的价值逻辑决定他创作的不拘一格。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作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6291）管他什么正宗，管他是否入文学之林，我的笔听我指挥，我以为这样写好，就这样写。鲁迅的一些文章和集子，人们在鉴定文体时常常争论不休，这在创作研究中也许不无意义吧，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在文体上他本来就是不尊矩度的。与其费心用固有的文体矩度来界定他的作品，不如更多的用力去寻找他的自我矩度。
鲁迅以人生为宗本的自我矩度不仅左右着他对职业的选择和创作生涯，而且极大地影响到他的语言个性。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技巧本身去研究鲁迅的语言艺术，这是很不够的。实际上一个作家对语言的锤炼，不只有技术渗透，更有价值参与。这一点鲁迅似乎更典型。他说他是为了人生才去写作，“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4512）。完全可以说，他独特的语言艺术是他的价值观在写作方法上的艺术派生。
我至今仍不解一些论者为什么总是尤其以杂文为例来“遗憾”鲁迅的唯理倾向，难道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