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的努力”《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文学是人创作的。怎样才有革命文学呢？鲁迅简截明快地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而已集·革命文学》。请看，关于文学的这许多基本问题，鲁迅都是从“人”这个角度去论述的。可以说这都是常识，因为是普通的事实。但也正因为是事实，才又是真理。
艺术。上述各点完全适用于艺术，许多时候文学和艺术是同时并称的。自然，鲁迅谈艺术的意见，其精神也适用于文学。可以补充的是，鲁迅多次为一般人们看不起眼的连环图画辩护，他的理由很简单：“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由于鲁迅的大力提倡与扶植，中国的木刻得以发展起来了。当木刻最初兴起的时候，有人来问它的最后的目的和价值，鲁迅答道：“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鲁迅书信集下·995致唐英伟》。
历史。鲁迅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杂文中所引述的历史故事，是非常多的。鲁迅读史，特别注意“人”的思想、言论、举动，一时代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他谈张献忠之杀人，魏晋的服药与饮酒，谈隔膜，等等，例子不胜枚举。他在《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中，有几部书是这样做着说明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这都是强调注意社会心理，也就是古之中国人的灵魂的。鲁迅说，他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
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鲁迅看历史的借鉴作用，也着重在人的性质及其行事。1927年8月8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这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例如，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对于读史的作用和意义，鲁迅作了这样的结论：“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军事。鲁迅很少谈军事，关于军事本身的各种问题，他没有论述。但是，大凡涉及军事的时候，鲁迅也是从人与军事的关系来议论的。1907年，鲁迅认为“竞言武事”，不是救中国的根本之图。因为“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坟·文化偏至论》。1925“五卅”前后，鲁迅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在改造旧中国的斗争中的决定作用。只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打倒军阀政府，扫除阻碍改革的大敌；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所以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仅仅依靠“民气”，而必须依靠“实力”《华盖集·忽然想到（十）》。。鲁迅强调了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的观点。他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华盖集·补白》。鲁迅有一次谈到军队，他认为军队的好坏根本问题也还是在人，在将士的勇敢无私，才与改革有益，否则还是不行。他说：“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两地书·八》。
经济。作为一门学科，鲁迅也没有研究过。他自己说他不懂“经济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鲁迅书信集上·516致姚克》。。但是鲁迅对于经济对人的生存，对人的社会地位的严重作用，以及人性之受支配于经济，都极其注意，并有相当数量的、非常精彩的论述。少年鲁迅和他的二弟曾写过一篇《祭书神文》，嘲笑“钱神醉兮钱奴忙”的祭典，并为自己“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而自豪。后来鲁迅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他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鲁迅书信集下，1032致肖军》。鲁迅后来重视钱，并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鼓吹别人发财，而是因为经济即钱是人们生存的基础。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思想看不起钱的虚伪性：“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叫他发议论。”《坟·娜拉走后怎样》。当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匮乏，成年累月欠薪的时候，鲁迅坦然地参加索薪的斗争，并写了《记“发薪”》的文章，刻画了不同人们对于“发薪”也即对于钱的态度，鲁迅好几篇小说如《端午节》、《白光》也着重表现了现代中国或一种人对于钱的社会心理。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妇女的解放，“经济，是最要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并且指出，经济也决定人们思想观点的 性质：“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1926年4月，鲁迅写了一篇《大衍发微》，揭露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后拟定的“第二批通缉的名单”。1928年10月鲁迅又作了一个附记，说明他“用‘唯饭史观’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提这凑成‘大衍之数’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鲁迅从人类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角度，发现了简单的事实：钱——吃饭，是最要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钱即经济也决定着两性关系。鲁迅有一篇杂文叫《男人的进化》，全文一千多字，极精辟地评述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史。1928年8月，鲁迅表明他接受了人性受支配于经济的学说。
政治。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政治措施，鲁迅予以了许多抨击。但作为思想遗产，最宝贵的、也是鲁迅政治评论的焦点的，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术及其心理的揭露。鲁迅谈皇帝，谈儒术，谈包围新论，谈二丑艺术，谈所谓大内档案，谈可恶罪，谈隔膜，无一不是中国人民血的经验的结晶。鲁迅指出：“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见。……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华盖集续编·谈皇帝》。《谈所谓“大内档案”》对虽然入了民国，而继承着旧传统的一群官僚的心理，揭露得真是入木三分。对于一堆所谓“大内档案”，主张“要办”的官僚的心理，是怕贪图小利偷装档案的麻袋的工役们，偷多了之后为逃避追究索性放一把火连房子也烧掉。主张“不办”的官僚的心理怎么样呢？“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诽谤，百口也分不清。”于是乎彼此心照不宣，说说笑笑，拖，拖，拖，一拖十来年。鲁迅曾慨叹中国改革之难，说即使搬动一个炉子，也要流血，决非愤激的空言，实在是痛苦的经验。最后官们为了捞一把，会同各有关部门，派出几十个部员来“办”了，又将好一点的东西偷光。鲁迅的结论是：“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就是古官场可怕的“官魂”。鲁迅一生极其憎恶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及其压迫，曾多次批判奴才哲学和奴才道德。但是，鲁迅深刻地揭示了主子与奴才在人的性质上的辩证关系。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南腔北调集·谚语》。奴性的涤除，也就只有完全消灭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及其传统的影响。
最后，关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其中属于伦理道德一类的杂文，因为论述的对象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自然无一不涉及人，无需赘说。这里想专就《二心集》以后的几个杂文集谈点感想。1935年4月23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到：“我的文章，也许《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