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个湖我不知道山里人有没有个名称，可我们把这个湖叫“蓝宝石”。因为当时，我们读过一本小说，写的是几个探险家的故事，他们好像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个水银湖。所以，有一回，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说，也给它命个名吧。叫它“蓝宝石”湖！如果能潜到水底，准能发现许多蓝宝石，因为湖水是那样透明，那样碧蓝。这个名字是我取的，以后在我们同学中就叫开了，说去找“蓝宝石”，就是指的这个湖。有时我们找得到，有时走岔了路，又找不到。它就像蓝宝石那样神秘，那样珍贵。
那天我们不费劲就找到了“蓝宝石”。它突然出现在林子的尽头，周围安静极了，没有人迹，鸟雀的声音也听不到。快快说：“游一会吧！”我说：“对，赤条条一下！没有人上这来的。”我们便脱光了，一个接一个卜通卜通都跳进水里。我和快快兴致很高。只有正凡，他在水里游了一会儿便爬上来，躺在石头上晒太阳。大家都没有讲话，因为我们都感觉到，这是在向我们的少年时代告别呢！迎接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模样。当然它也可能很美，却不会有这种单纯。在这种时候，是不需要言语的。调皮、捣蛋和孩子气也显得幼稚。我们或是默默地仰游，或是在石头上晒太阳，都不说话，只是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清凉的湖水，享受着那份宁静。
下午，我们在山里已经走得很远了，谁也没有提出来回去。我们就信步向山里一直走去。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走到一幢颓败的石头房子跟前。快快说：“这也许原来是个别墅。”从它毁坏的样子看，我们推测，是战争中炮击或是飞机轰炸时被摧毁的。它修建在半山腰上是很奇怪的，按常理，不会有人把一个别墅修在这样的深山里。总之，谁也琢磨不出这所房子的来历。正凡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斜阳照在山腰上几棵姿态优美的松树上，给松树染上了一层金黄，再加上这栋颓败了的房屋的残迹，构成了一幅非常忧郁的画面。他叫我们到他那个角度来看，那是很美的。正凡坐下来画画了。我没有心思画，只是坐在他身边欣赏着，他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中。我们一起坐了很久，一直等他把整幅画的构图勾好，又用水彩着了些颜色。正凡的画，画得很好，他也有那种感受，可惜他得不到发挥他才能的机会。他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学美术，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往回走还是继续登山？谁也没有意思沿着老路回城里去，大家一致决定：登山！“我们同太阳比赛吧，看谁落在后边！”快快喊叫着向山上跑去。我也吆喝着，挥舞着手上的书包。我们奔跑、呼唤着，一个劲对直往山顶上爬。
我们毕竟赶不上太阳，它很快的就消失在山梁的背后，林子里阴暗了。我们在朦胧的暮色中继续登山，穿过荆棘丛，扒着岩石，一直往上爬。
天完全黑了，我们也已接近山顶。可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陡峭的岩壁，没有办法再上去了。正凡说：“你们站在我肩上，我把你们托上去。”他让我跨在他肩上，快快又踏在我肩上。然后，我们慢慢地伸直了腿，搭成了一个人梯。快快扒到了岩石顶，他又把我拉上去，只剩下正凡在下边，我们没法够得着他。我们把书包带子解下来，仍然不够长。正凡在岩壁底下估计足足折腾有半个多钟点，突然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伸出手来，向我们喊道：“拉住我，使劲拽吧！”他终于爬上来了，嗬！我们那个高兴劲儿！可正凡黑暗中沮丧地说：“我的裤子刮破了。”我一摸，果真，齐膝盖的地方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快快说：“怎么办呢？回去你母亲要说你的吧？”正凡说：“没关系，我就可以挣钱了。”这是我们那天听到正凡的唯一坚定而自信的话。
我们在山顶上站了许久。山风吹来，凉飕飕的，汗水全收了。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三人中只有快快有一块旧式女表，是他考取了大学，他母亲给他的。但他不好意思戴，总是揣在口袋里。这时候他想起他的表了，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表蒙子却在爬山的时候碰碎了，表也就停摆了。我们站在山头，头顶上是绚烂的夜空，繁星满天。而远处该是城里，灯光闪烁，也像天上的繁星一般。我们便认定了方向，朝着城市的方向下山。快快突然想起说：“这里有豹子吧？”于是我们三个便大声地吼叫着，“喂——，喂——！”一方面为了鼓自己的勇气，而黑夜里这呼唤又是那么快意。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回荡在这寂静的山林之中。
我们终于出了林子，来到城外一条小河旁，大家都洗了洗。我们精疲力竭，走到了铁路的一个岔道上，瘫坐在枕木上。想必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一列客车奔驰而来，我们只好站了起来。列车嗖嗖地从我们面前驶过，铁轨震荡着，我们心里也在震动。我们今后的道路通向哪里？这也许是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的一个交叉点吧？
叙述者的话
生活的道路就这样分开了，三个朋友分别在三个城市，只有寒暑假，才有见面的机会。头一年，快快没有回家。
那是“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学校决定不放暑假了。快快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能回家了。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在火热的劳动中得到锻炼。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学习一些。”他没有向父亲问好，甚至都没提到父亲。
他已经知道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了。他也参加过学校的反右斗争。斗争会上他也发言，也跟同学们合伙写大字报。他竭力表明并不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左右他的政治态度，他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在斗争的高潮中，他还向团组织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虽然明知道他的申请不会得到批准，但这至少可以表明他的忠诚。他真恨这些右派分子！准确他说，他厌恶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把他的生活搅乱了。如果没有他们，像他那么老实的父亲不会跟着去犯下这些罪行。他父亲不是一个爱闹事的人。他知道，老头对所负担的工作总是不辞辛苦，在谈到国家建设的时候，也总是满腔热情。但是他父亲又确实是个右派分子，他相信组织，父亲既然被定为右派分子，肯定总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不是不想回家。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长久离开过母亲。他也想念父亲，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便仿佛听见母亲劝说的声音和楼上房里他父亲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送别的时候，父亲站在车窗外，良久地望着他，似乎要同他说什么，却又无话。一直到火车开动了，他退到了白线后面，又追赶着火车，才大声地说：“记住，你已经成为大人了，要学会独立生活！”父亲是爱他的，他知道，只不过不像做母亲的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努力去克服这种感情，觉得那是自己软弱之处。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总感觉到这种软弱。
他在外地工作的大哥给他来过一封信，那是在父亲划为右派不久，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到父亲的事。大哥信中说：
“父亲犯了错误，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有父母、夫妇、子女的亲属关系，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关系，那就是超越于骨肉之情之上的阶级关系。我希望你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我当然并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要接受家庭的经济援助，你还没有独立生活。一旦你有条件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
这以后，他给家里的信中就从来没有提到过父亲。在学习上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没有气馁过。他相信，今天做不出的题目，明天，最迟在后天他总能解答。可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难题，他却束手无策。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只有在修水库这样的高强度的劳动中，困乏不堪，他才能得到解脱。不放假也好，他同时也避免了回到家里不知如何同父亲相处的那种难堪。
快快的话
我在班里，年纪最小，身体也瘦弱。可无论是挖上，还是挑担子，我都尽力不落在后面。这种艰苦的劳动对我是一次很好的体力和意志的锻炼。暑热下，工地上，沙子晒得都烫脚，温度达到摄氏四十一度，一担沙土有百来十斤，平均每人一天要挑到四个多土方。一担又一担，我从来也不轮空一次。工地上每天都有晕倒的。班里有的同学娇气，吃不了苦。女同学有的都哭了，男同学有的耍些小滑头，找个借口去喝水，或是上厕所，一去就半个多钟点不回来。我看不起这样的同学。肩膀压肿了，又磨破了，伤疤上的血水把伤口和衣服都粘在一起，扁担压上去火辣辣地痛。我真咬着牙干，为了战胜自己的软弱，就故意把担子压在化浓了的右肩上。最艰难的是，每天的中午和傍晚将要收工的时候，肩膀压得已经麻木了，倒是腰干像要断了似的直不起来，真想躺倒在地上。可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希望成为挑担子的英雄。
劳动结束了，我没有评上红旗手，只在连队里得到了口头表扬。最初我有些沮丧，因为我确实超乎我的体力的限度，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随后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已经渡过了艰苦的体力劳动的难关，也取得了这样的自信，今后再艰苦的环境里我都不会落后。我甚至怀念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只要它没有白白被浪费掉，只要水库还能蓄水、排洪、发电和灌溉。
这之后，我们又从水库工地上回到学校里，参加大炼钢铁的会战。操场上挖得都是一个一个土坑，据说可以用土法炼钢。校院里不分白天黑夜三班轮流作业。女同学们被分配去收集废钢铁，最后连学校的大铁门也被锯成一段一段的，作为炼钢的材料，可炼出来的都是些像蜂窝般的铁碴。我的热情越来越低落了，渐渐消失了。这种劳动对我来说也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班里小结会上，我已经从被表扬的行列转到了受批评的名单中，他们说我意志衰退，劳动态度也不好。大学生活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星期六，本指望可以读点书，却又得去参加“除四害”，站在屋顶上，摇着根竹竿，竹竿上拴个破布条，一有麻雀落下来就舞着竹竿吆喝。又不准带书，就那么整天轰麻雀。尤其热闹的是，居然全城出动摩托车队，报告麻雀的行踪。我开始感到厌倦，而且产生疑问了。
眼看着时间从手指缝里白白地流走了，却不能学习。我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或是克扣自己的睡眠时间，来看一点书。我苦恼极了，给公鸡写了封信，抨击了这一切，发泄了我满腔的激愤，因为我现在只有同他才能谈谈心里话。
公鸡的信
快快：
读到你的来信，非常不安。
我们生活在一个火热的时代，当然生活中也会有谬误和愚蠢，这
是任何伟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你只看到了谬误和愚蠢。由
于你不知不觉在站到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时代蕴
藏的巨大热情，我并不主张把炼好的钢材再回炉弄成废铁碴，更不赞
成站在房顶上去成天轰麻雀。我建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