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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强调指出，个人对于观念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此，哈耶克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可取的，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谈论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比起传统社会主义者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一种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之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顿的话说，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33｝。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1章 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很早就知道，哈耶克是自由市场理念的捍卫者。尽管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曾跟弗兰克·奈特就资本理论发生过争吵，但哈耶克依然认为，奈特是美国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哈耶克认为，奈特与维也纳的米塞斯、伦敦的爱德温·坎南一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中，奋力维护自由主义思想，并为自由主义理念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１９３９年，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与哈耶克通过信。
如果不是由于出于个人、家庭的考虑，哈耶克可能不会搬到美国去住。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他已经“完全融入了”①英国。他不仅归化为英国公民，而且，特别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感情和态度也都本能地向着英国了。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英国出生成长。
哈耶克和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的第一次婚姻都不幸福。据哈耶克１９４８年写给支付他在芝加哥大学工资的沃尔克基金会主席的信，还有他写给波普的信都提到，他和海伦娜年轻时，仅仅由于当时通信条件太简陋，才没能成婚。海伦娜嫁给了别人，哈耶克则娶了一位他觉得跟她相像的姑娘。哈耶克和海伦娜是远房舅甥，是青梅竹马的好友。两人婚后仍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就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两人就在考虑离婚后和好的事。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６年，哈耶克有七年时间没有见过海伦娜。他之所以在芝加哥大学争取薪水相对较高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同样供养在伦敦的家人和维持他与海伦娜在美国的生活。②
１９４５年春天在美国做了那番宣传《通往奴役之路》的巡回演讲后，哈耶克于１９４６年再次来到北美，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一个月，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个月，还访问了墨西哥。１９４６年，他还抽空到维也纳看望老家的人。１９４７年，他到瑞士的朝圣山，１９４８年春天，呆在芝加哥大学，夏天在维也纳大学度过。
哈耶克决定去美国后，最初打算在爱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谋个职位。然而，该研究院并不接纳薪水由别的机构个别捐助的人。当时雅各布·维纳（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一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他也在芝加哥，是除奈特之外，另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就在普林斯顿任教。
芝加哥大学是２０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所大学之一。在２０世纪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奖的学者中，有六十多位跟芝加哥大学有关联，要么是教员，要么是毕业于芝加哥，或曾在这里做过研究（尽管其中很多获奖者，包括哈耶克，其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别的地方完成的）。尤其是在经济学这个１９６９年才设立奖项的领域中；芝加哥大学占据着主宰地位，占了获奖者的１／３。在物理学领域，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获奖者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多达２５位。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哈耶克写信给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Ｊｏｈｎ Ｎｅｆ），表示接受该委员会的教职，并说他希望能在１９４９年秋天到任。③不过，在英国，哈耶克跟第一任妻子办不了离婚手续，只能到美国来办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哈耶克告别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孩子。他坐飞机到纽约，参加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在那里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在那里，他偷偷递给阿肯色州立大学经济与商业系主任哈罗德·杜兰一张便条（阿肯色州的离婚法比较宽松），询问该系是否有意聘他担任客座教授。杜兰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在冬季学期，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当客座教授，春季学期则在阿肯色大学活动。在阿肯色大学他并不用上课，而是会见当地名流，与教授和研究生们座谈，做一些公开演讲。当时在该校任经济学副教授的约翰·凯恩回忆说，哈耶克“对我们很有用处，大有帮助”，他到教员的家中与大家用餐、讨论。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３日，哈耶克终于在阿肯色州华盛顿县衡平法院办完了离婚手续。然后他回到维也纳与海伦娜结婚，随后在秋季学期开学前赶回芝加哥。
离婚的过程是痛苦的。赫拉·哈耶克反对离婚，而哈耶克坚决要离婚，他觉得必须离婚，这使他在英国的最后那一年半中承受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１９５０年２月，哈耶克致信伦敦经济学院辞去该校教职。他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
由于家人都健在，哈耶克不愿跟人谈论他的离婚和再婚。１９７８年他曾这样跟人说过：
问：我想问您一个不那么礼貌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您或许愿意回答。请你原谅我问这个问题，但我非常尊重道德标准，认为它们对社会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说，“这儿有某种道德标准，我打破它得了”。你一定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
答：……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有２５年之久，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那个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她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⑤
当接下来问道他是否会再一次离婚、并且结婚时，他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他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情，并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⑥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美国期间，哈耶克很少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跟母亲留在英国。他的女儿记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哈耶克曾带她到意大利和法国玩过一两趟，他的儿子也记得曾跟父亲旅游过。在离婚的那年，哈耶克的儿子和女儿分别是１５岁和１２岁。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1）
要搞清哈耶克为何没有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一个教职，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回忆说，他跟芝加哥大学之间的联系，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罗宾斯“很推崇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机缘凑巧，后来罗宾斯又对雅各布·维纳的著作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维纳和奈特两人在哈耶克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中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都曾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那里讲过课，哈耶克既熟悉了他们的著作，也跟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哈耶克曾提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芝加哥间的关系”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詹姆斯·劳夫林（Ｊａｍｅｓ Ｌａｕｇｈｌｉｎ），他是成立于１８９２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劳夫林主张进行货币改革，带头反对自由银币。在世纪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纳货币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最后的报告，这份报告对１９１３年制订《联邦储备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夫林跟共和党关系密切。
弗里德曼写道，劳夫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是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时做出的。劳夫林“在为该系配备教员、并指导该系工作的时候，显示了对多样化观念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心态”。弗里德曼强调说：“晚近以来，跟劳夫林时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该系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时期，该系的知名教员确实秉持这些理念，他们也非常有效地传播着这些理念。然而，他们……其实只是系里的少数。系里教员对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不是一致的。”②
一般都认为，真正创立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人是奈特，他生于１８８５年，卒于１９７２年。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伦·迪莱克特等人都是奈特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影响。斯蒂格勒讲过奈特年轻时代的一则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奈特的性格：“在具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父母的劝导下，孩子们在教堂中签署了一份誓约，保证以后永远上教堂。回到家后，弗兰克（当时十四五岁）生起了一堆火，并说，‘烧掉这些东西，因为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约和保证是没有约束力的’。”③奈特是一位打破传统信仰的人。关于他，芝加哥流传着一个笑话，“没有什么上帝，但弗兰克·奈特却是上帝的代言者”。布坎南说过，在奈特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是宗教教条，还是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不管是通行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宗教或世俗文本的传统阐释。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需要进行一番批评性审视，审视的标准可能会受到外部影响，但归根到底，是独立于外部影响的。奈特对上帝的、人和历史的态度体现了某种勇气和自信，他故意让那些鼓吹正统学说的自鸣得意的人士坐立不安”④。
关于维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中期活跃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写道：“１９３２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上了一门维纳的课，他是位伟大的老师，非常有感染力。维纳的理论课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让我认识到，经济理论是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整体，而不是把几条互不相干的命题凑在一起。”⑤维纳对于成本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说：“在国际经济领域，无人可与他匹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⑥弗里德曼回忆说，他读研究生的时候，系里的教员还有劳埃德·明茨、保罗·道格拉斯和亨利·舒尔茨；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而看法各异的杰出的经济学家”⑦。１９４６年，维纳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弗里德曼接替了他的位置。
乔治·斯蒂格勒也这么形容过奈特的追随者亨利·西蒙斯。西蒙斯“在其出名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中宣扬某种形态的自由放任原则，但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自由放任！他提出对电话、铁路等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在这些产业，管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