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能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
后来由于工作上的交往；他与李鸿章熟了；并由于佩服李鸿章的人格和精神；自愿充任了李家孩子们的英文家庭教师；由此获得了李家的信任和友谊；进而又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英文秘书和翻译。为此；他失去了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因为美国人认为；既然你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他被美国政府炒了鱿鱼；从此更加起劲地为李家和李氏本人服务；成为与李鸿章最接近的少数几位洋人之一。
他服务于李家期间；为李鸿章用中文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并陪同其接待外宾；为其出谋献策；还为其物色合适的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来华后；他还亲自陪同深入山区探矿。1895年李鸿章奉命赴日马关议和时；他也是随员之一。他是个不错的参谋；尽量利用美国的关系为李鸿章四处打探消息；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李经方就是在这个人的培训下；精通了英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报刊、书籍；一天天走向外交之路的。他的到来；使李家父子加快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步伐。
李经方读书向来很用功；淮军名将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李经方在南京应秋试（考举人）；刘铭传去看他；见门里无人；就直接穿堂进了内室。时李经方正在读书；专心致志；竟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走近一看；见其嘴角一团乌黑。再一看；原来书旁放着一盘菱角和一匙糖；他正一边看书一边用手抓了菱角蘸糖吃。可是书旁还放着一方砚台；砚台内墨汁未干。他拿菱角蘸糖时眼睛并不离开书本；所以有时蘸糖就蘸到砚台里去了；竟也浑然不觉；致使满嘴乌黑；令刘氏捧腹不止。 曾纪泽在日记里也有李经方好学的记录。曾当时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出京赴任途经天津的时候；前往李鸿章府上拜访；顺便与李经方长谈了一次。
他在日记中写道：“伯行（经方字）聪慧绝人；从朱静山及白狄克（即毕德格）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口颂活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汝纶）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 然而尽管李经方聪明又用功；但对八股文还是不甚得法；考进士始终未考取。除了有几年担任公使驻外；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襄办外交；担任秘书兼翻译。
甲午之败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列国那次；经方也随同前往；还是李鸿章特意向皇上申请来的。为此李鸿章与李鸿藻之间还有一场舌战。此事被刘秉璋（淮军名将；四川总督）的儿子刘体智记录下来。有云：“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李经述）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高阳李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椋Ｎ醇肝闹颐媸ィ痪沟盟攵ィ晃恼辔抟阅阎病！彼得骼詈枵露跃降闹厥右罹觯痪」苡欣詈柙宸炊裕凰故羌岢忠罹揭才阃坏廊ァＡ跆逯牵ɑ拗┦抢罹降钠薜埽辉て谧≡谔旖蚶詈枵录遥谎в⒂锸蓖荼系赂裎Α＞由虾Ｊ痹诎捕罚ㄏ职睬炻罚┦庇衷诰樱唤鲆磺街簟！ �
他们还是亲家；刘家一公子刘济生娶李经方女儿李国华为妻。所以刘氏于李家旧事知之甚详；所言应属可信。 李经方一生读书用心；办事也用心；思想比他老爸还要开通。有时老爸认为是小事；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曾写到一段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个平庸的商人之妻；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的募捐；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并以四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她的出行该不会太费事；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她想“从领导抓起”；想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是李经方从中帮了忙；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请其代为引见；或者为引见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不行；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这是一件有关礼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转而又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介绍她走迂回路线———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果真灵验；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立德夫人写道：“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李总督有空；请他安排此事。届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
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立德夫人写道：“坐在漏雨的轿子里；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等着被接见；还真紧张。一开始；富尔顿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不过我想；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会富丽堂皇。 “一会儿；有人将我们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
我们进厢房前路过的一个房间；里面躺着个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的官员。不久；李鸿章就派人传话说他要见我们。眼前是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边有个拴满马的马棚。穿过长廊；在接待室门口我们见到了李鸿章。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黑貂皮帽子镶着钻石；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富尔顿大夫———我的传教士朋友后来告诉我的；以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的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了他欧洲人一般的高大身材和犀利的目光。他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在屋中央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张铺了垫子的扶手椅；一个随从在旁边扶着他起坐。李大人（李经方）坐在李鸿章对面；我和富尔顿大夫坐在李鸿章左边。马可大夫在李鸿章右手靠后的地方放了张椅子。墙边立着一排男仆；这些男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来源；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常通过他们泄露出去；街上的闲人得到这些消息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此前可能从没接见过一位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
几分钟后；他的谈笑风生就消除了我的戒备。他总是极力避开裹足———我此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谈起他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我壮着胆子告诉他；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了重庆；当时我是船上惟一的欧洲人。‘你真有勇气！’李鸿章说。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样；我让他收回了话锋；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不；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也是他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了。
他不信；所以我又斗胆提出他母亲。‘噢；她年龄大了；不裹脚了；’李鸿章说道；‘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 “这时候李大人（李经方）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有个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裹脚；是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嘟哝着说，‘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 “我灵机一动；能让他在我的扇子上写些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足运动的认可呀！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身材高大；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
此后每次集会上；他的题词都被展示过；确实极有分量。李大人（李经方）很不情愿地指出我的企图；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很忙；如果能写的话；是会为我多写几句的。听了这话；我们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要送富尔顿大夫的医院一百块大洋；并坚持要她收下。仔细询问了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功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富尔顿大夫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后来；在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我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句预言。 “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人；何况他还是中国人。
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可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相当正确和高明的。很明显；李鸿章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对舌战的喜爱；还能不失时机地来个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这一点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毫不怀疑。我想；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慈禧一定很遗憾。她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居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由此可知；李经方起码在废除妇女裹脚的问题上；比其父要开明得多。据李经方的外孙刘绳曾（陆军部队的离休干部）说；她的母亲李国华（即李经方的小女儿）的确没有裹脚；是个开放型的现代女性。
然而；总督李鸿章既然内心并不赞成女人放脚；却仍然为立德夫人书写了扇面；可见其“外交”上的灵活性是充分的。 相比之下；李鸿章对这次大不情愿的会见；与其说是关注立德夫人；还不如说是更关注为医院捐款和医院的建设（把这两个外国女人安排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