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4-李鸿章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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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李鸿章家族- 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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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    
    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    
    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    
     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剑上没有李鸿章的名字;说明不是李鸿章的宝剑;你们大概搞错了。李道一阵窃喜;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我们搞错了!是我们搞错了!”就此收下了宝剑。     
    李道后因长期精神压抑;借酒浇愁;身体垮了;于2000年去世。 现在这把宝剑仍高挂在他的遗像边。 他生前与夫人邵玉桢女士约定;将来把骨灰撒到他工作、战斗了十余年的定海海域里去。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第49节 屡·败·屡·战(4)

     “杀人如麻”的李道稔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笔者推开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病房的大门,人高马大的外科主任李道稔先生热情地走了过来。望着这位李鸿章的第五代孙;不由得令人发生联想:若不是辛亥革命;站在这儿的定是位穿长袍的“侯爷”式的人物。然而剧烈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他的家族命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外科专家。 他也是李鸿章一支中李玉良(李家瑾)的儿子;是李道和李道的小弟弟。他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父母很为他的将来担心;暗地里找了个瞎子为他算命。那瞎子听完他的生辰八字后;略一算计;只说了四个字:“杀人如麻”。她母亲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以后就常常担心他会闯祸;时时要盯住他;尤其不许他玩男孩子爱玩的刀枪棍棒之类。     
    “文革”初期,社会上打砸抢乱成一片的时候;李道稔正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1962年进校;1968年毕业;那时的医学院是六年制)。大学里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一切最愚蠢的过激行为的急先锋;全家人怕他年轻气盛;看不惯红卫兵而跟他们打起来;宁肯把他关在家里不让出去。 但是人的命运一旦定了大概是无法改变的。李道稔最终还是拿起了手中的刀———那不是杀人的刀;而是外科手术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当外科医生;直到这个时候当母亲的才松了一口气———“杀人如麻”原来是这样的! 1968年他毕业的时候“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大卖国贼的后代是不要想留在城市里工作的。    
    人家出身好的同学是“红五类”子女;属于依靠的和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他属于“黑六类”;也就是另类;业务再好也受不到重用;不仅受不到重用;一不小心还要被划入“内控分子”;因“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猖獗一时。其实他的老子根本早就是革命阵营里的人了;高祖李鸿章到他这一代已经隔了四代人了。但也不行;人们在这个时候表现了对历史的极大的尊重;谁让你是李鸿章的后代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乖乖地到大西北去;来到宁夏自治区北部;靠近内蒙古的平罗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 当地的医疗条件之简陋令他非常惊讶———一个公社的卫生院;担负着数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而连最起码的注射器具的消毒设备都没有;条件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医务室。诊疗室里常年生着一个炉子;上面放一个煮饭的饭锅;要打针了;就把针管针头扔进去煮一煮就是了。原先还没有手术室;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手术时;在办公室里拉一道白布帘就权当手术室了。其他设备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院里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卫生员。院长和书记都是抗美援朝时战场上的卫生员;战后复员回来的老兵。像他这样的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要说是公社卫生院;就是县医院里也没有;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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