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着眼睛静静地与青草、与大地“亲密接触”，我似乎真的吮吸到了来自地层深处的气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直立行走，食五谷杂粮，我们的生存无时无刻不依赖着土地。而整个大自然的生态循环、气息循环，也是以大地为基础的，没有地气的蒸发与吸收，哪来风霜雨雪？也是大地给予的灵感，使我对“气功”有了最粗浅的理解：我们人体是天与地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呼吸，让天地之气贯通我们的生命。
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在开始晨练时，首先让前脚掌下那个名为“涌泉”的穴位，紧紧地贴住地面。顾名思义，生命之“泉”，是通过我们的双脚与大地的摩擦而产生力量的。进而，我明白了“脚踏实地”对于完成气息的传导与循环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脚踏实地”对于我们的生命，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意义啊。于是，每当我静静地站立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我觉得自己像一根导体，不仅导电导热还能导气。日月之气与大地之气，通过脚底的“涌泉”在我生命中进行了交流。这样的意念，使每次用力呼吸之后，我都能隐隐地感到，我身体内的活力在增长。
当然，去瓦尔代的路上，我总是坐在沈善增旁边，想多多地得气。尽管，这位气功大师经常是呼呼大睡。我知道，我这样说出来，我们作家协会的同事们会嘲笑我。但得病以来，所有的医生都嘱咐我：“练练气功、打打拳。”我相信，这样的嘱咐是金玉良言。气功确是我们祖国医学的珍贵遗产，是“保精、练气、调神”的养生之法，是一门探索和研究生命科学的新学科。至少，我抱病来俄罗斯，有沈善增的气功帮忙，再加上我自己不断地用力呼吸，俄罗斯的旅程我会平安无事的。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２日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嫁”给瓦西里
去瓦尔代，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名叫瓦西里。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们两位女士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啊，瓦西里！”当我们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瓦西里这个可爱的名字，认识了俄罗斯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敦实、那么忠诚、那么有趣。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中，瓦西里的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列宁。后者毕竟是领袖，再怎么平易近人，都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任何人、任何事，一旦有距离，就不那么真切了。说得再彻底一些，我们几个女同学，曾在私底下议论过一个很秘密的话题：“列宁和瓦西里，你更喜欢谁？”我们很一致地回答：“当然是瓦西里。”那时候的我们，谁敢用“嫁”这个词？其实，说“喜欢”就有“嫁”的意思了。
而司机瓦西里，只是中等个子，长得有点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性格好像也类似，面无表情、不苟言笑。当阿列格把我们对“瓦西里”特殊的感情解释给这位瓦西里听时，又玩笑地告诉他：“中国妇女都愿意嫁给‘瓦西里’。”阿列格的趣言并没有打动这位“瓦西里同志”，他只是点点头，仍然沉默。瓦西里的沉默，让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性格，也许还有生活的窘迫。我的感觉，不久便得到证实。车开到诺夫格尔德，阿列格邀瓦西里和我们一起去玩，瓦西里说，他的鞋坏了，他要想办法借工具，自己动手修。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看他脚上的鞋，但我看得出，瓦西里的神情是沮丧的。后来，阿列格悄悄告诉我们，就为了这次出差，给中国作家开车，瓦西里才买了双新鞋，是中国货，结果，却是伪劣产品，没穿两天就坏了。真的，我心里有种无地自容的难过，好像是我坑了瓦西里。在经过一家大卖场时，看到阿列格在鞋铺前专心地挑选着，我立刻走过去，只听阿列格连连地叫着：“瓦西里，瓦西里”，我明白，他要给瓦西里重新买双鞋。而大卖场扔了一地的鞋子，好像也都是便宜货。阿列格比划着，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会挑，在这样的大卖场里是能买到好货的。
瓦西里的“鞋子事件”以及大卖场一地的便宜货，使我感受到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在莫斯科、在诺夫格尔德的大街上，我仔细观察过行人的穿着打扮，比较朴素，衣服的面料、质地，大都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时兴过的化纤，很少华贵的、高级的。我也听说，中国的伪劣产品，在俄罗斯大有市场，就因为便宜。
离开诺夫格尔德已经是下午三点，到瓦尔代还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都累了，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只有瓦西里是不能累、也不能瞌睡的。其实，我们这一车人，最辛苦的是瓦西里，他从瓦尔代出发来莫斯科接我们，已经整整一夜没合眼了。而坐在瓦西里边上的阿列格倒是精力过人，仍精神焕发，他翻开一本俄罗斯作协的文学期刊，开始念小说，小说的题目是《瑞典的草与瓦尔代的马》。一开始，郑教授给我们翻译，我们还听得津津有味，渐渐的，沈善增第一个呼噜起来，接着，我也觉得迷糊了，渐渐的，郑教授的口齿也不利索了。等我一个瞌睡醒来，只见我们代表团的人个个都进入了梦乡，就剩下念小说的阿列格还在起劲地读，绘声绘色，惟一的听众却是瓦西里。我欠起身，发现听着小说的瓦西里，像换了一个人，脸上有了生动的表情，还不时哈哈地笑出声来了。我的睡意被瓦西里的笑声和阿列格深情的朗读声完全打消了，也认真地听起来，尽管，没有郑教授翻译，我根本听不懂，但我只想加入这难得一见的画面。无论怎么说，阿列格是俄罗斯作家协会的作家、干部，有相当级别，瓦西里只是一个在小镇歌舞团开车的司机，坐车的给开车的读小说，这样的情景，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没有看到过，而且，根本看不到。
默默地、感慨地听着阿列格抑扬顿挫的朗读声和瓦西里会心的笑声，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瓦西里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安慰妻子时那句脍炙人口、颇有意味的台词：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我相信，即使没有牛奶，没有面包，瓦西里的妻子也是幸福的。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胜利将是精神的胜利，是浪漫与理想的胜利。我也祝福身边这个沉默多于笑声的瓦西里。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２日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寻找娜塔莎
每到一个国家，我总会格外地留心那里的妇女，希望了解她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现状，以观照自己。而到了俄罗斯，这愿望显然更强烈。在我心目中，俄罗斯妇女是可亲、可近、可敬的，我甚至觉得，我的性格，以及我对命运的态度，是接受了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妇女形象的影响。所以，从飞机降落到莫斯科机场的那一刻起，我的视线便同一架自动相机，情不自禁地摄下了一个个“娜塔莎”。
“娜塔莎”是俄罗斯女性最典型的名字，是一种具有代表意味的统称。在大街上阿列格只要一看到漂亮姑娘，就会高兴地向我们招呼：“娜塔莎，娜塔莎！”他由衷的高兴，除了爱美之心，还有自豪。俄罗斯漂亮女孩之多，真可以说“满目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辽阔丰饶的俄罗斯大地，孕育了优美、优雅的俄罗斯女人。
我对“美丽”、“漂亮”的惊叹，像流星，一闪而过，倒是一些外貌说不上“漂亮”、“美丽”并已人到中年的俄罗斯妇女却让我过目不忘。
一坐上俄航班机，我就发现，来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是有一把年纪的“空中大嫂”和“空中大妈”，没有青春的姿色，没有苗条的体态，但是，她们为你服务时的那种慈祥、从容、饱满、自重，让人感到无可挑剔的舒适、亲切，并让你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这和空中小姐给你赏心悦目的满足，是两种不同的享受。到达俄罗斯以后，很多场合，我又不时地能看到这种“慈祥、从容、饱满、自重”的神情。在莫斯科，在诺夫格尔德，为我们做导游、做讲解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她们热情敬业，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讲解深入浅出、简约生动，从迎接到欢送，她们的谈吐举止有礼有节、不卑不亢，这样的恰到好处，是一种完美与成熟，是炉火纯青。我想，这就是中年的优势。而这些俄罗斯中年妇女的眼神告诉我，她们正是明白自己的优势所在，才这样地自重与自信。同时，我也了解到，在这些工作岗位上的俄罗斯妇女，收入相当微薄，每月的工资有的只能拿到相当于五十美元的卢布。可敬的是，她们在工作时那种昂扬的精神面貌，丝毫看不出工资低下、生活拮据的困境。
到瓦尔代的当天晚上，瓦尔代图书馆馆长为我们设便宴，馆长是位女性，五十多岁，风韵犹存。为活跃气氛，女馆长又邀来歌舞团团长和一位女演员陪同。歌舞团团长的名字就叫娜塔莎。娜塔沙和女演员是演出结束后，卸了装匆匆赶来的，她们已工作了一下午，又跳又唱的，却精神依旧。娜塔莎不年轻了，脸红扑扑的，体形已发福，圆滚滚的身体，敦敦实实的，像个刚从田里收工的农妇，走在大街上，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她是个歌舞演员，还是歌舞团团长。吃饭时，娜塔莎和那位女演员欣然地为我们演唱俄罗斯民歌，还边唱边跳，这时的娜塔莎，像一团火，两只发光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浑身洋溢着感人的热情。我们顿时被她们的欢快感染了，也忍不住手舞足蹈。但在饭后交谈时，我们才知道，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自负盈亏地要养活一个歌舞团，落在娜塔莎肩上的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就在我们来瓦尔带的前一天，歌舞团的房子不慎着火，简直是雪上加霜。可是，看那个用火一样的激情跳着、唱着的娜塔莎，我看到的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第二天，娜塔莎又来陪我们一起野餐。在湖边，娜塔莎熟练地架起篝火，为我们煮了一大锅鲜美的鱼汤，她一会添柴、一会儿下鱼，手脚麻利，可以想象，在家庭里，娜塔莎是个称职的主妇。不出所料，娜塔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十几岁了。要维持一个团体的生计，还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我想，娜塔莎如果不是敦敦实实、不是热情如火，怎么能肩负起这样的“两座大山”呢？！
野餐一直到深夜。我袖手旁观、白吃白喝的，仍觉得力不可支，先走一步了。但回到阿列格的小木屋，我却睡不着。我记得，瓦西里的面包车开进瓦尔代时，我眼前曾闪过一幢烧焦的房子，没想到那就是歌舞团的住所。我替娜塔莎犯愁了，她们的演出费低得可怜，她从哪里搞钱修房子？但我马上嘲笑自己：何必杞人忧天呢，娜塔莎不是还在湖边洗桑那、喝伏特加，她和朋友们还在尽兴地玩，她们会一直玩到凌晨。
我不得不佩服娜塔莎的开朗豁达。不管社会处境的变化怎么困惑，不管现实生活的遭遇怎样困难，娜塔莎不放弃火一样的热情，不停止欢乐地歌唱，不压抑尽情享受生活的兴趣。娜塔莎的坚定、乐观和浪漫，使我看到了俄罗斯民族轻易不变的传统和气质，这同地壳深处的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