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俄罗斯，当律师也不是个很能挣钱的职业，她又主办民事案，所得有限，她独自还要抚养女儿。我不便打听她的个人生活，但我还是问她：“为什么不利用职业之便，写一些与案子有关的通俗作品？”也许，这样的作品不用自费出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她热爱诗歌。我哑口，我惭愧。列娜忧伤和困惑的眼光，分明还透着一种轻易不减的沉着与从容。
这样的忧伤、困惑和这样的沉着、从容，矛盾却又统一地合成一种氛围，如同空气笼罩着彼得堡，只要你用心体会，随时都能感受这种气氛的存在。在彼得堡大学的“汉语中心”有个小型见面会，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会场的布置有礼仪又简朴，只是拼拢课桌，但还是讲究地摆上几盘饼干。彼得堡大学来了两三位教汉语的教师和五六个学中文的学生，这是来俄罗斯后第一次不用翻译的活动，但要求我们说话尽量放慢语速。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中年教师，他主要讲了“汉语中心”目前的困难，他们是在无资金的情况下维持着“汉语中心”的研究科目。郑教授在发言中介绍说，上海的“俄语研究中心”和彼得堡的“汉语研究中心”是中俄教育部一项重点的交流项目，合同有约，双方政府每年投资２００万，我们教育部承诺的资金，按时到位，可彼得堡的“汉语中心”没拿到一分钱，因为财政紧缺，国家无力支付。那位教师倾诉了困难，可他的结束语仍然是那样的沉着与从容：“我们只有想方设法。我们会坚持的！”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位俄罗斯教师，心里充满感慨和尊敬。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交谈时，她小声对我说，她研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她曾向几个中国留学生提起沈从文，他们都不知道沈从文是谁，她疑惑地问我：“沈从文在中国不是很有名、不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么？”我马上鼓励她：“你不要有任何疑虑，你要坚持自己的选择，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很有研究价值的作家！”可当我脱口说出“坚持”两字时，我突然觉得，“坚持”两字犹如两块结结实实的砖，猛地压迫我的心。面对没有分文经费的困难，却要坚持治学，研究的是一些中国人都不甚了解、不感兴趣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说真的，我已掂量不出，这“坚持”两字究竟含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轮到我发言了，我却不知从何说起，太多的感触好像突然烟消云散，沉淀在心里的，只有一种感觉：伤感。我如实表达，只说了两句话：“来到向往已久的俄罗斯、彼得堡，我好像只有一种心情：伤感，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伤感是因为变还是因为不变。”彼得堡大学的那位教师很欣赏我的话，认为我的发言充满诗意，很了不起，他说，他没想到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的体验和理解。我想，中国和俄罗斯有过太多相近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曾经也有很多的伤感，即使是今天，我们已渐渐适应了很多的改变，但有些时候，我们仍不免伤感，为变与不变。
离开彼得堡又是傍晚，天空飘起一阵小雨，空气湿漉漉的，大片颇有气势的灰色云团堆砌在天边，远看，仿佛海市蜃楼把彼得堡那些宏伟建筑的奇观显示在天空。我们的车再一次绕过涅瓦河，在乌云的映照下，涅瓦河也是一片深灰。不知为什么，我喜欢傍晚将暗不暗的灰色，会有很多沉静的遐想，不很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带着一点伤感的思考，还有一点苍凉的启示。
在彼得堡两天所收获的，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点伤感和这样一点苍凉了。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９日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有惊无险的返航
今天要离开莫斯科，起飞时间又是傍晚。
每到黄昏时刻，我总会莫名地惆怅起来。而在莫斯科机场等待离开的这个黄昏，惆怅的心情像鼓满的风帆，带动了所有的情绪，毕竟，这样的离开，意味着永别，我知道，不会有机会再来俄罗斯、再来莫斯科了。所以，今天我起得特别早，又约沈善增一起去莫斯科大学附近的树林和草地呼吸、踏青。十天来，我在俄罗斯一天比一天健康，俄罗斯的气息好像真是神奇的，同行的伙伴们都惊喜不已，为我能以这样良好的状态、这样饱满的情绪和他们一起顺利完成十天的出访。我们的褚团长每次向上海的作协领导挂长途、报平安时，他的第一句台词是不变的：“星儿很好啊，放心吧！”
尽量不给人添麻烦是我做人的宗旨。尤其这次出访，我是在第二次化疗后的二十天上路的，要经受马不停蹄的长途跋涉，吃饭睡觉都无规律，好人都会觉得疲劳、困顿，何况我呢？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祈祷：“千万千万要争气，千万千万不能出问题。”我一再鼓励自己：“你行，一定行！”当然，出点小问题、小毛病在所难免，大前天，在彼得堡一家中餐馆吃炒面、吃番茄蛋汤，这是我们来俄罗斯一周的第一顿中餐，还是简便得不能再简便的炒面、蛋汤，但炒面蛋汤的亲切与入味，使得处处当心的我，有点忘乎所以了，竟然也狼吞虎咽起来，几大口面下肚，我才猛然感到没经细细咀嚼的面条堵在胸口，喘不过气来了，我立刻站起来，在饭店门外的小路上来回踱步，不停地按摩腹部，可油腻的面条仿佛黏住了食道与胃壁，怎么弄，那几大口面条就是不上不下地鲠着，影响了呼吸的畅通。尽管，沈善增马上给我捶背、发气功，还是无济于事。回到宾馆，洗个澡，稍稍好一些，只是一躺下，仍然胸闷，不能呼吸，我只得推开所有的窗户，让室外清新的空气充分地涌进来，然后，一边在床前走来走去，一边用两只手交替着按摩胸口，不断地做深呼吸。就这样，足足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说实话，在这三个小时里，我是害怕的，我担心一口气上不来，一命呜呼，也担心让这几口面条兴师动众地把我送进医院，就此留下话柄，让支持我来俄罗斯访问的领导、朋友作难。幸好，用力呼吸的力量最终还是感化了那几口面条，凌晨两点多，终于能躺下睡觉了，但我仍然不关窗，让俄罗斯的气息助眠。我心里明白，正是这始终令人兴奋的气息，使我超越疾病，战胜困难，使生命出现奇迹。
显然，俄罗斯之行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梦想与夙愿的实现。因此，离别之惆怅便情有可原。也许，为增加“惆怅”的戏剧性，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前夕，冥冥中却发生了一连串惊心的意外事件：在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火车上，乘我们熟睡的时候，一个年轻力壮的小偷，居然拉开我们卧铺车厢的门，顺手牵羊地拎起我放在床后的挎包，可以说，真是上天的意旨，使睡在上铺的李处长，就在小偷拎起我挎包的一刹那，突然睁开眼睛，脱口大叫：“你，你！”小偷闻声，才放下挎包，从容地溜出门。我一骨碌醒来，心怦怦乱跳，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放在这只挎包里，其中，钱是最无所谓的，关键是护照和返程的机票，一旦失窃，不堪设想。一场虚惊，让人想想就后怕。这是事故之一。接着，在去机场赶航班的路上，阿列格借来的面包车突然漏水，中途趴下了，如果找地方修车，非误了班机不可。幸亏，郑教授的朋友来送行，他好像有预感似的，开来使馆的一辆小面包，我们才得以脱险，急忙转移阵地，物摞物、人叠人地塞进面包车，紧巴巴地赶到机场。而在惊险与紧张中，谁也顾不得“惆怅”了，手忙脚乱地托运行李、办登机手续。但是，在绿色通道口和阿列格拥抱、道别时，我看到阿列格的眼圈红了……好不容易登机完毕，满以为总算消停，可以松口气，安心地等着起飞了。哪想到，过了起飞时间，飞机却迟迟不动，广播里只说有小故障待排除，让大家耐心等待，结果，左等右等，等到的消息是，让大家下飞机去候机厅接着等。在候机厅一等就是四小时。那是难熬的四个小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干脆在楼梯旁席地而坐，惟一对自己的安慰是：故障还好发现在起飞前。
返航所经历的一连串事故虽然都是有惊无险，却也惊得不轻，使俄罗斯之行的结束，有一个不平凡的尾声。当再一次登上飞机，当飞机总算轰然地冲向夜空，我深深地看着什么也看不见的舷窗，心里在默默地对自己说：你的经历常常是有惊无险，而且，常常是“惊得不轻”，包括这次得病。我想，只要无险，怎么“惊”我都能承受。而生命中又增加了十天的“俄罗斯气息”，我相信，我生命的承受力也会更加惊人的。
中断化疗，生死抉择从天而降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
在俄罗斯的最后时刻尽管几经挫折，但还是顺利返回。从万米的高空降落到地上，我简直像个凯旋的女英雄，迎候在机场的作协办公室主任和外办主任握紧我的手，连连祝贺：“听说，你在俄罗斯身体很好，全机关的人都为你高兴！”等在家里的儿子写了“欢迎妈妈回家”的大标语，铺排在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开门就让我惊喜、让我欣慰。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总是很艺术、很特别，为了让我能在俄罗斯的旅行途中喝上温开水，他给我买了一只保温杯，并加工一番，在杯子上画了大大小小的一群牛（我属牛），还在杯口写了一圈英语。他的原意是：不要老是想着自己是母亲。我理解，儿子希望我活出自己。
在俄罗斯整整十天，我做到了完完全全的一个自己。
刚进家门，安忆打进第一个电话，她的语气兴奋：“我打过两次电话了，后来听说你们飞机晚点。怎么样，累不累？”
“不累，感觉很好，我身体挺争气的。”我回答自豪。
“休息两天，你要去医院做检查了。”安忆接着提醒道。我们还约定，我出去看病那天，通知小鹰一起碰个头、见见面。
安忆一提到“看病”，我的心突然忽悠一下，好像这才真正的从天而降。在俄罗斯我完全忘记了“看病”的事，或者说，我坚持要去俄罗斯就是为了“忘记看病”，“躲避看病”。需要说明的是，所指的“看病”，就是迫在眼前的第三次化疗。为出访俄罗斯，我和医院商定，第二次化疗与第三次化疗的间隔时间适当延长。但临行前，我和主治医生通电话，他严肃地指出：“以后几次化疗必须按时进行。”如果遵照医嘱的“按时”，我得尽量忘掉俄罗斯，尽快回到“病人”的状态中，马上投入“看病”这件事。
在家休息一天，电话铃接连不断，我也不断地向亲人和朋友们宣讲、汇报我在俄罗斯种种健康的表现，声调飞扬，掩饰不住却也故意地想多多地流露些得意的情绪。一天汇报下来，其实很累，但我不承认累。我明白，我一味地“流露得意”，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就想证明自己，是可以不必急于去“看病”的；我知道，我的“声调飞扬”，有点虚张声势，是在极力地鼓动自己、夸张自己，以便扩大正在形成的“不去化疗”的想法。其实，在俄罗斯的最后两天，这种想法已像风起云涌，渐渐在我心里形成“气候”。而实践已证明，大病中的我能够完成长途跋涉的旅行，这使我大为鼓舞，并有所顿悟：对待疾病，除了药物，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