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践已证明，大病中的我能够完成长途跋涉的旅行，这使我大为鼓舞，并有所顿悟：对待疾病，除了药物，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治疗方法，那就是精神治疗。当然，精神治疗主要靠自己，靠自身的智慧、觉悟和信心，这对心理素质，是一次考验。我了解自己，我相信自己，我没别的能耐，就是经得住考验。
当然，把一种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病交给自己对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毕竟性命交关。一旦把“不再化疗”的想法变成决定，这“决定”举足轻重，是万万错不得的呀！所以，当家人、朋友催我抓紧看病时，我总是先支支吾吾地答应着。可以想象，只要我把“不做化疗”的想法说出口，立刻会遭来一片反对声，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所有人的反对。但“不做化疗”的想法，却不可抑制、不可逆转地滋长、强化，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应该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地“听医生的话”。我第一次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把自己逼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生命在等我拿主意、下命令。
从俄罗斯飞回上海，我顿时落进了现实的困境中，俄罗斯又变成一个渐渐远去的梦境。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５日
中断化疗，生死抉择生死抉择
整整一夜，脑子清醒得像一泓泉水。
失眠了。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失眠的滋味。虽说，经历过不少应该失眠的事情，但我神经的坚强，也许确有超人之处，或者说，我的神经比较粗糙，我真的很少为烦恼、为痛苦吃不好、睡不着。这十多年，多亏了神经的坚强与粗糙，才帮我度过那些困难时刻，否则，独自扛生活的艰辛，会把我压垮。可过去碰到的问题，无非是感情的、婚姻的，那些不如意的问题，绑在一起都不是要命的。惟独这一次，问题确实严峻，是哈姆雷特那句经典的台词：“是生，还是死……”
始终觉得自己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生与死问题，离我很遥远、很遥远，偶尔想到，也只是个模糊的概念问题，从未认真地把“生死”两字放到心上掂量、思考，也很少学习、研究有关生命的医学知识或保健知识。当然，对“死”更是毫无思想准备。但突然之间，我像中彩了，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在我身上定格。于是，“生与死”的问题如同一颗流星，从遥远的天际迅速滑落到眼前。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惊慌失措。这样的时刻，作为重症病人，似乎别无选择，就得把自己完全交给医院、交给医生。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完全按照医生的指示，及时地手术，切除隐患。但手术后，对治疗癌症的常规化疗，我却莫名其妙地充满抵触，而且，抵触情绪之强烈、之坚决，好像完全不在我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觉得，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外力注进我心里，有时，我隐隐觉得，这“外力”大概是“神力”，因为，无法解释我对化疗的抵触竟如此顽固不化。我曾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质疑：“你不懂医，你凭什么抵触？！”
说实话，在很情绪化的时候，确实无法回答“凭什么”的疑问，我也不想回答，由着情绪摆布自己，总觉得，什么“情绪”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何况是我。而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是一个懂得克制情绪的人，更不是那种爱耍性子的人，多年的独身生活，也没人可让我使性子，自力更生地活着，我已经养成用脑子而不是靠情绪来明事理、定主张。这一次例外，在事关性命的重大抉择面前，我的“脑子”却完全被一股清醒的、发自我内心的“情绪”左右着。既然，这情绪是“清醒的”、是“内心的”，那么，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是生理和心理的综合反应。但我不能进一步回答自己：为什么生理和心理会“综合”出这样一股清醒又顽固的情绪？
我不得而知。但我必须知道，以鉴定“情绪”的可靠性。
一夜的失眠，就在默默“鉴定”。
首先，得把我的“情绪”一一细化。结果，这么“一细化”，拒绝化疗的理由便排着队地站到我面前。站在最前面的，无疑是化疗的毒副作用所带给我的伤害与痛苦。仅两次化疗，我的体质已明显下降，吃不下、睡不好，干什么都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如果按医生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完成六次化疗，熬到年底，虽说癌细胞也许被消灭干净，但身上所有健康的东西，被有毒的化疗药物也就祸害得差不多了，然后，还得用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补救身体。一年、两年或许几年，我肯定像个半残的人，做什么都不能自理，生活将完全被动，只能纯粹养病了，不得不脱离社会、脱离工作。可以想象，几年之后，身体就算好了，但是，没感觉、没状态，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还能写作？如果不再写作，我还能干什么？
其次，我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处境。化疗后生理的种种反应，会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和心情，情绪会烦躁、会低落，需要有人守在身边为你分担一些痛苦，哪怕陪着说说话、散散步，或听你“哼哼唧唧”地发发火、撒撒气，多多少少总是宣泄。而这样的陪伴、分担和安慰，是经受化疗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一个人对付了两次化疗，但我真的没勇气、没力量天长日久地把这种可怕的、很不人性的、“比死还难受”的治疗进行到底。而一旦丧失勇气和力量，前景不堪设想。
最后一条理由，是有关生理方面的。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种基本感觉，我体质是好的，除了胃比较弱，其他部位、其他脏腑，心、肝、肺、肾等都是良好的、是健康的。尤其在体验了化疗的毒副作用之后，我实在不舍得让身上这些良好的东西受到摧残和损失。我认为，手术以后，我应该依靠自己这些健康的脏器来恢复和健全免疫系统，加强抵御疾病、抵御“癌”的能力。
我的这些理由，说出来也许很可笑，如果让医生们听了，会嘲笑我这个医盲竟然大言不惭。“癌”这个东西，连科学家都没有完全搞明白，都没研究出对付的好办法，我当了几天病人，竟编排出这么多“理由”反对化疗，不是无稽之谈么？！但我相信，我的这些理由哪怕没有丝毫医学根据，可我不愿化疗的心情与感觉，是一种内心的声音，是一种生命的声音，能代表许许多多癌症病人共同的心情、共同的感觉。当然，我不能鼓动别人做什么，但我实在不能违心地服从医院关于“六次化疗”的治疗方案。这一次，我绝对不想违背自己，我要顺从自己最真切的感受。我相信，在某些时候，人的直觉和感受是科学的。
一条条理由排起队伍，像一道厚厚的墙壁，坚定了我的主张，我对治病的原则越来越明确：无论如何不能让疾病把我拖进不良的循环中。我要变被动为主动。虽然，一不小心我掉进了“重症”这条深不见底的“大河”里，但我万万不能让疾病的波浪裹挟着就此随波逐流。我一定要改变抗癌的战略与方针，要挣扎着爬上岸，站到高处俯瞰这条来势汹涌的“大河”，或者，逆水行舟，挑战“大河”，以“扶正”来“去邪”，把自己抗争疾病的精神状态调节到最佳位置，首先在精神上高扬正气，再求助中医中药在生理上达到去邪的目的，同时，加以食疗辅助。
今夜无眠。我终于用一夜的时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抉择——拒绝再次接受西医的化疗——但愿我的这些理由能得到某个中医的确认，我心里会更加踏实。我有预感，我的抉择一定会遭到一片反对声，我一个人顶得住么？这抉择毕竟是生死选择啊！
夜色茫茫。我睁着眼睛，眼前也是一片茫茫。家里只有孤零零的我，没有人能听我诉说这重大的思考和重大的决定，我感到心是孤立无援的。而这样的时刻，我多么渴望有人支持、有人认可啊！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７日
中断化疗，生死抉择医生啊医生
这些天，正想着能求助中医救我脱离化疗的苦海呢，一早，盛曙丽来电话，说电视台朋友为她联系了龙华医院，有一位专治消化道肿瘤的医生，是一位中医，看专家门诊的，求医者纷纷。我知道，龙华医院的中医在上海数一数二，还有曙光医院。真是如愿以偿啊。
兴冲冲地坐上盛曙丽的小奥托，我有点喜出望外，仿佛在绝望中突然看到一线希望。而盛曙丽在介绍那位医生时，也是充满赞美之词的：“他中西医都懂，很有学问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好像也是老三届的。”我对“老三届”好像有种特别的信任感。所以，对那位医生虽未曾谋面，我却先入为主地抱以期望，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失眠一夜的决定。何况，我那些“不化疗”的理由，一二三条摆到桌面上，是颇有说服力的，而且，我自信，我的表达有相当的感染力，外出采访、办事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目的。
我似乎过分乐观了。其实，我一向属于那种挫折多多的人，万事开局，很少顺利，大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所谓“万事开头难”，千真万确。去龙华医院时的“满怀希望”，照例碰了一鼻子灰。
请那位医生看过我的出院报告后，我便动情地、振振有词地述说了不愿继续化疗的一系列理由，我说得由衷、真切，我是一往情深地来寻求理解与支援的。没想到，那位医生用非常平静又略带不屑的口吻回答我：“我看，肿瘤医院给你会诊后的化疗方案很好。六次化疗，不算多。陆作家，你现在是病人啊，你没有权利选择治疗方案！”
一句话就把我堵了。尽管，我听了很不舒服，却不甘心，连连追问：“难道，你们中医就没有治疗肿瘤的方法？”
他模棱两可地说：“做化疗时，可以吃中药辅助。”仅仅是“辅助”？
我还是不肯罢休：“那么，在没有西医西药之前，中医用什么方法治肿瘤？”中医、中药是国宝，民间的神医、草药能治百病，为什么惟独没有对付肿瘤的办法呢？！“是真的没办法，还是现在的中医对治疗癌症采取了保守、退却的态度？”我略有耳闻，在中国，中医反而渐渐失去了作用和地位。
对我的疑惑，那位医生的回答倒也干脆：“过去，你听说过谁生癌了么？”
我很失望，他的思辩是拐弯的，没有正视我的提问。我不想再问下去了。但出于礼貌和尊重，我还是请他开了药方。离开医院时，我的心情已是晴转多云，黯淡了，还有些阴冷，仿佛被劈头盖脑的一盆凉水浇得浑身湿淋淋的，说话的劲头都没了。
坐在车上，盛曙丽和电视台的那位朋友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导我，显然，她们很赞成那位医生的观点。但她们的“开导”很小心，既不想惹我不高兴，又希望我不要太固执，能够多听听医生的话：“人家毕竟是专家、是名医啊！”
“是专家、是名医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没权利选择治疗方案？！病在我身上，我最知道自己，我不想化疗就不化疗！”我抓住那位医生的一句话不放，耿耿于怀，像个孩子似地跟人怄气。我知道，我情绪的反复无常，是因为心虚、因为无助，“不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