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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儿子对待感情的方式和态度，这是我们在年青时不懂得、不拥有的。儿子能快乐、能满足，我好像也得到了某些补偿。
虽说，小客人的出现，只是儿子成长中的一页篇章，或长或短，也许，如同年历一般会与岁月一起一掀而过。当然，不排除真有缘分，使他们经受各种考验地携手走一路。但不管前景如何，既然儿子很大方地把她请来上海作客，我是母亲，我只有积极配合，让儿子的这一页“篇章”尽量丰富、完满。而接待这样一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在我的生活经验中还是第一次，心里也悄悄地洋溢着一种微妙的新鲜感。
小客人的到来，家里的气氛果然大不一样，最明显的不同是，在家一向懒惰散漫、一向好使性子的儿子像吃了兴奋剂，变得又勤快又殷勤，天天早起晚睡，时时笑容可掬，事事任劳任怨，无论差他做什么，他都一百个顺从。而且，在儿子特别兴高采烈的时候，还会走过来亲我一下。自从儿子进高中，他开始和我保持距离，有时想亲他一下，他干脆地推开我，或幽默一下：“亲一下给多少钱？”有时一同上街，过马路时儿子会负责地拉我一把，但一脚踏到街沿，他立刻松开手，像拉闸断电。因此，对儿子亲近的举动，我好像是沾了那位小客人的光，才享受到这样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儿子。当然，儿子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的另一番表现，才使我顿悟：母亲只是带大儿子，却是另外一些女人，才能使儿子成长为真正的男人。箭不离开弓，是不成其为“箭”的。
从小客人身上，我间接地看到了儿子的另一面，这是母亲不容易发现的一面。但是，无论“顿悟”，无论“发现”，在那样的一刹那，我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仿佛站在急速下降的电梯里，猛然间心空了，失落了什么。在悉心照料儿子、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十多年里，我经常提醒自己：儿子终有一天要离开的。可“这一天”虽在不远处，完全看得见，却还摸不着，所谓提醒并不切实，因此，一如既往地视儿子为中心，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把“放开儿子”、“照顾自己”摆上我生活的议事日程。
而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生活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逼迫你、纠正你。
我的那份胃镜报告，大概就是那样一份“宣判书”，预告了生活将对我的“逼迫”与“纠正”。我仿佛一步走到尽头，对儿子，不放开也得放开了。
那是元月２４日早晨，好像刚过八点，电话铃响，是作协人事处处长李业芳打来电话，她声音镇静地通知我：“胃镜报告出来了，盛医生说，马上手术。”
“手术？！”怎么要手术呢？我很吃惊，太意外了：“做什么手术？”
“你胃溃疡很厉害，要做胃切除手术。”
“切掉多少？”
“星儿，别紧张，先住院吧，越快越好，不要耽误，我马上帮你联系医院。”李处长适合做人事工作，精干又细心。
住院？手术？除了生儿子剖腹产，我再也没有住过医院。放下电话，我仿佛被电击了一阵麻木。这时，早起的儿子向我走来：“妈，谁来电话？”
我没有答话，我好像没听清儿子说什么。
“妈，你怎么啦？”儿子走到我身边。
我愣了一会儿才开口：“单位的电话，要我马上住院动手术。”开了口，我的情绪便开闸了，热辣辣的脸颊上淌下了冰凉的眼泪。
“妈妈，不要哭，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儿子俯下身搂住我。
我只是摇头，只是泪流满面。
很久没这样放任、这样尽情地哭过了。有些事，也许伤心过头，反而理智得哭不出来了，也不想让自己偷着哭。眼泪长久不流，仿佛干枯了。这些年，有两件事，我是常常防着的：一是不哭，二是不病。不哭，不是因为有多么坚强，只是觉得，眼泪不解决问题，面对难过的坎和不顺心的事，眼泪是最帮不上忙的，只有咬牙去忍、去做。我必须学会务实、学会行动，而不能生病，更是明摆着的。在这个家里，我是顶梁柱，没法想象，我一旦躺倒，这个家会怎么样？既然“没法想”，干脆不想，何况，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顶梁柱”不朽不糟，挺结实的。
但胃镜报告却大大地出乎意料，原来，我这根“顶梁柱”是外强中干，不修理不成了。我哭，因为太意外。可眼泪终究不管用啊。我劝慰自己：是否应该庆幸，至少没出现“訇然倒塌”的悲剧，何况，儿子毕竟已成年，他可以接班，充当“顶梁柱”了。这样看来，我病得是时候，上帝对我是厚爱的。设想一下，这份胃镜报告如果早两年到来，儿子还在读高中、还要考大学，我住院、我开刀，对儿子将有怎样的影响？！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任务，把自己用狠了，生一场大病，住一回医院，也在所难免啊！左一想右一想，我渐渐想开了。只是，眼泪仍哗哗的，如同一片阵雨把我笼罩。
“妈，动完手术就没事了。”儿子继续安慰。
“九点了，你快去车站接她吧！”我抹着泪，仍不忘儿子还有重任在身，每天早早晚晚要迎送小客人。
“妈，我马上回来。”儿子抱歉地摸摸我的头，他分身无术。
儿子接了小客人，果然快快地往回返。进门时，儿子捧着一束金黄色的、花瓣细小稠密的野菊花，轻轻放到我面前。我抬头，看到花束中竖着一张鲜红的卡片，写着一行银色的小字：
献给勇敢的妈妈
儿子。
我把野菊花插到瓶里，我把卡片揣到胸前的口袋里。
金黄的花迟早要谢，鲜红的卡片可以保存永久。
去住院那天，我把那张小卡片又移放在外套的口袋里。这样的时刻，儿子给了我“勇敢”两字，再确切不过了。勇敢，往往是对于战士来说的。可这一回，我将与疾病展开一场争夺生命的战斗，也是“刺刀见红”，不勇敢不行。
但愿不辜负儿子给我的称呼，名符其实地“勇敢”。２００２年元月２８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明天“出嫁”
等待病房、等待住院的两三天，我的心情如同等待着一次冒险的旅行——既然出远门，既然是“冒险”，总该有一点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吧。而一想到有可能“回不来”，便有些家务事必须交代给儿子，虽说，无遗嘱可立，不必兴师动众，但大小是个家呀，它装着我的全部。
决定带儿子一起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把重要的东西“保险”起来。这些重要的东西，我从没有袒露给儿子，可生活出现了“意外”，我有了把家移交的打算。不是悲观，是预防万一。
“移交”的时刻，我把保险箱钥匙交到儿子手上时，语重心长：“保险箱里的东西，是妈妈大半生的全部积蓄：心血、感情、精力，都在这里了。几张存折，是为你读书准备的。”
儿子不言不语，表情庄重。
那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儿子罩在一把伞里，一路上都是默默的。
原计划，第二天儿子和同学要出去旅游，安忆再三劝说：“别让儿子出去玩了，这种时候，儿子应该陪着你的。”儿子也表示不去了。但住院前，我却很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做点什么。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把长篇小说的初稿打印一份，想象中的住院如同疗养，彻底闲下来了，没有杂事的干扰，可以定定心心地改小说。以前，每当忙得焦头烂额，实实在在地累了，我心里会向往着能生一场可以住院的小病，可以整天躺在白白净净的病房里，阳光普照，鲜花盛开的，享受享受闭目养神、遐想联翩的清闲。那种感觉，仿佛只有住进医院才能得到，才有权享受。
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想买一件彤红的外套，最好是绵软的、宽松的，带去医院，喜气洋洋的。按以往的经验，凡是急切、急需地想添置衣服时，往往看不到中意的，大都是买不成的。而一些可心、合适的衣物，常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对这一次的“急切”、“急需”，老天好像知道我没时间闲逛，便在暗中成全我，走进第一家商店，一眼就看中一件大红格子的薄型腈纶棉外套，横一道竖一道的红格子，热闹、夺目，且红中嵌绿，艳而不俗。就是它了，我当即买下。年轻的营业员嘴很甜：“阿姨，你运气很好啊，这批衣服，昨天刚进的，只有一件红的。”
我把营业员善于推销的甜言蜜语当做祝福。人在倒霉的时候，就得把什么都当补药吃。
去住院的前夜，我把红格子外套放在枕边，还精心地为这件外套翻找了颜色相衬的毛衣。我心里暗自好笑：好像明天出嫁。临睡前，安忆又来电话，说要不要赶过来陪陪我，她担心我太伤感、睡不好。我很想告诉她：我就当明天出嫁。
２００2元年２月３０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想家
都说好事多磨，我算是领教了这个“磨”字。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万事不顺，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步到位的，总有一些麻烦等着，七坎八坷的。好在我经磨，最终的结果都不错。
今天一早入院，一切手续单位的李处长都给办了。但赶到外科病房，护士长却说定好的床位，没得到及时确认，已安排别的病人住下了，要么在病房里加只钢丝床，或者，打道回府明天再来。
“困钢丝床不舒服。也不要回浦东。跟我回家。明天再来医院么。”陪我来医院的王小鹰替我作主，说话一句是一句。小鹰看起来娇小玲珑的，关键时刻，断事果敢。
小鹰家在淮海路。没想到，住院前还有机会在市中心作客。当晚，赵丽宏约我们在淮海路的“吴越人家”小聚。那种“聚”的感觉，有饯行的意味，是朋友们送我上“征程”。
第二天住进五人一间的外科病房。五个病人外加看护的家属、护工，济济一屋的人，闹哄哄的。我初来乍到，满脸惧色地扫视一张张病床上那一个个做了手术仍半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