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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蓝色生死恋》的魅力与成功，就在于这像蓝色一样纯情的、理想的、悲喜交加的故事对人的感染，有着一种信仰和宗教般的力量，让你不得不相信爱情是存在的，相信爱情是一种最高的精神，相信爱情是神圣的、感人的，为此，爱情也是脆弱的、无奈的。人生同此啊。
每天重复着这样的感动与感慨，我好像每天都在重复着一个美好的梦。这仲夏夜之梦，使我默默沉浸，默默地渡过生命中的难关。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日
“癌”——病中品山彩云追月
翻看这一个多星期的“备忘录”，几乎每天都是潦草的一句话：“彩色的云”，后面还拖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但我自己明白，表述的“潦草”，实在是因为需要加倍的认真，才能把那变幻无穷的奇观描绘成篇。此刻，我闭上眼睛，一幅幅由“云”构成的斑斓且壮观的画面又使我激动了。照理说，我们生活在天底下，云，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惭愧的是，过去的我大概真是忙昏了头，竟然从未留意、从未发现，在上海、在夏天、在傍晚，天上的云竟如此丰富、如此好看，使我有点如醉如痴，这些天，一吃了晚饭就急急地赶去浦电路桥边的那片空地，等着那每天都有不同颜色的云团，在习习的晚风中冉冉飘来，衬着渐渐变深的天幕，悄悄地布置着珍奇瑰异却稍纵即逝的傍晚的景色。
有一天，当我埋头赶到桥边，喘过气猛一抬头，就在我头顶上方，悬浮着一大片比樱花还红的云朵，轻悠悠地笼罩着我，我顿时又惊又喜，不由地屏住呼吸，两腿发软，好像快晕眩了、快飘飘欲仙了，只感到那朵巨大的、美丽的蘑菇云在渐渐下降，已擦到我飘扬的发丝，只要我张开手臂，就可以随它一起飞翔了。当然，那朵粉色的蘑菇云犹如一片海上的红帆悠然地随风远去了，我仰面目送，虽恋恋不舍，但在红云出现的那一刻，所产生的意境和气韵，已经在我心里印下了一种神奇的感觉，我仿佛领略了天堂的气氛：那么绚丽、轻盈，那么透明、清朗，那么温暖、祥和。我想，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能和这样美丽的云彩一同“随风而去”，那么，死，是美丽的。想到这一点，我的心轻松许多。
这个傍晚真是吉祥，能让我把生命的终结与这朵红云联系在一起。虽然，现在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在意、更珍惜每一天的生命和每一天的生活，但生命毕竟是可知又不可知的，生与死，如同一条直径的两端，有时相距遥远，有时却近在咫尺。而正是这或长或短的“直径”，在规划着一个个人生的“圆”。所以，对待“生”与“死”的态度，必须一样的豁朗、坦然，那么，这条“直径”的两端才是对称的、均衡的，才能真正地把人生画圆。
看到红云的第二天午后，天渐渐阴下来。想到阴天也许看不到彩色的云，我的心情便跟着消失的太阳变得有点沮丧。吃了晚饭，我还是照例散步去桥边，但一到桥边，我惊呆了，深蓝色的天幕上居然翻卷着层层叠叠灰色的、并镶着一道道金边的云团，看那灰色的云团，像高耸的山峦绵延起伏，“山峦”遮挡太阳，而阳光仍从云边迸射出耀眼的光芒。而远处的东方明珠、经贸大厦等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以雄壮的“山峦”为背景，竟然显得渺小了，只同一把把出鞘的剑，直插云天。整个天际，是这样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
我确实只能用“惊呆”形容我的感慨，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夏日傍晚的云天有这样看不尽的景象，而且，一动不动地惊呆着，直到夜暮完全把天空变成一片黑色。
在默默发呆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看来，人和大自然有着一样的规律。在人的一生中，中年的景象如同黄昏的云海，是最丰富多彩的，因为，所有的经历和阅历，在中年和黄昏的时候，会有厚积薄发的一刻。我还对自己说：在中年时积劳成疾，也是一种难免的经历，只要是经历，都是一抹不可多得的色彩，没理由不振作、不顽抗，别的不说，就冲着天天能看到这样令人“惊呆”的万千气象，生命和生活都是值得留恋的。记得，俄罗斯作家布宁在一次旅途中看到窗外机车的烟雾和空中神秘的云彩融为一体时，不由地赞叹道：“活在世上是多么愉快的事啊，即使只能看到这样的烟和云，我也会感到心满意足，还有什么像色彩那样能给人以如此强烈的愉悦呢？”重读布宁的随笔，我这才理解了他为什么能从大自然的各种色彩中体会到“美丽而崇高的涵义”？！
盛夏，正是云彩最绮丽多姿的时节，尤其在傍晚时分，缤纷的云天所展现的色彩和画面，那样华丽、迷人，变幻无穷，我承认，我的笔实在笨拙，难以描绘。但我以为，对大自然的奇妙，对这些追月的彩云，重要的不是描绘，而是心领神会。
收获的喜悦信念的一部分
２００２年８月７日
今天，我应该为自己好好的庆祝一番，长篇小说的第一稿修改终于全部完工。
我说的“修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打印稿上润色；二是把打印稿的修改，逐字逐句地覆到电脑上去。前一部分的工作，大约进行了四个月，从２月初住院手术，我便把打印稿带到了医院，虽然，住院的一个月，修改进度很慢，一是体力不济，二是每天来看望的家人、朋友络绎不断，很少有单独的时间。３月初出院以后，我每天上午用精力最好的两小时改稿，由于伤口没长好，一时还无法坐到电脑前直接作修改，我只能依靠沙发，把打印稿放在膝盖上一行行、一页页地斟酌文句。而这样的“斟酌一遍”，就像农民面对杂草丛生的庄稼地，不得不大面积地锄草，每一垄都不能疏忽。为了收获，只能辛苦一场了。结果，整部书稿，几乎没有一行字不作更动、没有一页不被涂得眼花缭乱的。写了二十多年东西，好像没有一篇作品对文字的润色像这部小说如此大动干戈。当然，在写初稿时，每天行进的艰涩，已使我预感到文字的润色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有思想准备。
可再大的“工程”都架不住持之以恒的工作。蚂蚁啃骨头似地一路改下来，那一本本的打印稿，改一本少一本，而啃完最后一根“骨头”，已是６月初。接下来，要把写在电脑上的初稿，再按已修改的打印稿，原原本本地复合一遍，这不仅费工、费时，还极其费力，要比重新写一遍更麻烦。但这就是这部长篇的命运，生不逢时，偏偏碰到了一次“手术”。
而我又是个偏偏不服命运的人。不是说，我有多坚强，是生活经历一再告诉我：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只有工作才是我的诺亚方舟。真的，这不是一句大话。面临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不断下岗的现实，我总是庆幸自己还有工作能力、还有工作岗位，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必须自立的女性来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中流砥柱。自从我开始了写作生涯，写得还不怎么样，写作却不断地给我机会、给我肯定、还给我名利和地位，确实，写作给予我太多太多我自己从没料到的好处与好事，远远超出了我的付出。而且，在我生活最受挫折的时候，是工作又给我支撑，让我成为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能获得这样一份关怀灵魂、受人尊敬的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回顾半生的道路，我时常会怀着一种最朴素的、最感恩的心情，鼓励自己把写作这项工作进行到底，以回报写作给我的一切。
这一次得病，虽说难免，可我的身体，好像也理解我的心思，让我完成了长篇初稿，才把病态充分表现出来以敦促我彻底治病。但我知道，对我来说，治病必须和工作有机结合，适当的工作恰恰是能帮助治病的。人是一个整体，缺了哪方面都不行。坚持工作，这是原则，我不会动摇，无论别人怎么劝说，我不会因噎废食——工作，就是一种能保持生命平衡的、不可缺少的“食物”。何况，我的工作是写作，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能调动全部的精神力量来对抗人生的困难与苦难。虽说，每当别人称呼我“作家”的时候，我总有些惶悚不安，因为，“作家”的劳动，不仅仅是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使命”一词源出“召唤”，写作，首先是内心的召唤。所以，需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日
收获的喜悦无声的眼泪
把长篇小说的打印稿一份交给百花出版社、一份给《收获》编辑部。做完这件事，我仿佛一下子卸了千斤重担，心，轻松得像一片羽毛，想飞。
那就“飞”到杭州去吧。
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在灵隐寺有一座玲珑小巧的四合院，黑瓦白墙掩映在浓荫深处，像水墨画中的一处风景，确是疗养、写作的好地方。上海作协的领导和朋友几次三番要我去杭州小住，我却一直找借口婉言推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中断长篇第一稿的修改，但又怕说出这理由遭众人好心地反对，在大家看来，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治病和养病，而不是弄稿子。我一意孤行，还是按计划把小说改了一稿，然后，心安理得、一身轻快地去杭州休养，每天去北高峰爬爬山，去灵隐寺烧烧香，美不胜收啊。
说起来，我与杭州的“创作之家”，在创作上确有几分因缘。1992年夏天，我就在杭州“创作之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的下半部。那部小说，在我的创作中也是一部艰难之作，动笔之前，去一家精神病防治中心采访，和男男女女有各种精神障碍的病人相处三个多月，反应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从构思情节到把握人物，对我都是一种挑战。再加上那时候的我，调回上海不久，居无定所，借住的小房子，冬天不见太阳，夏天不通风，所以，乘儿子暑假去了北京，我便计划去“创作之家”把《精神科医生》一气呵成。其实，杭州的夏天比上海热，不是什么避暑之地。而夏天的“创作之家”，因为没空调，几乎无人光顾。没人更好，我乘虚而入，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工作。那半个月，像在世外桃源，安静又省心，一日三餐，饭来张口地被人照顾着。这样的生活，让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在写作上不敢有一点懈怠，只怕愧对了如此优越的条件，所以，每天起早贪黑，聚精会神、汗流浃背地埋头写稿，紧赶慢赶，倒是颇有效率，平均一天总得有八九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