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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长篇的形成，都是呕心沥血的，都有掏空了自己的感觉，好像总得病一场，小说才能画上句号。
写完《精神科医生》，由“创作之家”柯主任的妻子、女儿陪伴着游西湖，拍照了，划船了，犒劳我半个多月写作的辛苦。而十年前的我还是身强力壮的，无论是突击的辛苦，还是持久的辛苦，只需“猛睡一觉”或“犒劳一下”，精神和体力的劳累都能很快缓解，烟消云散。那年从杭州回上海，捧着厚厚一摞写满字的稿纸到家，我又生龙活虎了。
可岁月不饶人啊。整整十年过去，这次写完长篇小说后的“得病”，情况截然。５月下旬，柯主任来上海看望我，诚恳地邀请：“来‘创作之家’住一阵，灵隐寺空气好，风水好。”
“今年一定去，还是夏天吧。”我欣然答应。确实，我最需要“空气好”和“风水好”，也很想去灵隐寺烧烧香，不是求菩萨保佑，而是求静心、求清醒，然后，才能有觉慧，自己保佑自己。
不知为什么，越活越宿命，愿意相信命运中有些东西是注定的、不可左右的，是无法抵抗、无法回避的。但“宿命”不同于迷信。记得五六年前，一位台湾朋友要来上海投资，并带来一个看面相、断风水的女人，朋友说，顺便请她给我们大家看看相、算算命。我喜欢凑热闹，早早地等在花园饭店。台湾朋友下了飞机直奔饭店，大家便团团坐下吃饭，饭桌上，我和那女人正好相对而坐，她定睛地看我一眼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呀，看起来是个穿裙子的，其实，是穿裤子的。你是双人床单人睡。你活得很辛苦，是那种眼泪当饭吃的女人。不过，你和观音有缘。去拜拜观音、敬敬蜡烛。敬蜡烛的时候你会哭，痛痛快快地哭。”
这一番话，使举桌惊叹，我那位朋友赶紧声明：“我也是在机场刚认识她，绝对没提你一个字！”
我心里很服气这个从台湾来的、素不相识的女人能把我的生活描述得如此生动、准确。只是，有关和观音有缘的说法，我当时并不理解。我对佛教一无所知，顶多肤浅地听说观音的大慈大悲，能救人出苦海。人生有苦有乐，我不以为自己经历的那点苦，是“无边的苦海”，也不以为靠别人的拯救，就能摆脱“把眼泪当饭吃的”的困境。所以，我没把那女人的建议当真。
这次去杭州，又住进与灵隐寺为邻的“创作之家”，我想定了，无论如何要安排一天，要起个大早，从北高峰翻到灵隐寺，乘着游客还没进门的时候，独自地、清静地、恭敬地向观音献上红蜡烛。
那是到杭州的第三天。天蒙蒙亮，我便起身踏上去北高峰的石阶。在登上888级石阶的一处凉亭后，便迂回着折向灵隐寺，拿着香和蜡烛，等庙门一开，我第一个跨进大雄宝殿，并直接拐到大佛后面的千手观音前叩首下跪。当我把头深深地埋进自己摊开的手掌里，我的心好像没有缘由地酸楚了，顿时，泪如雨下。仿佛有一片阵雨飘过，我只觉得，眼前是一片清新的雨珠；我只觉得，两只摊开的手掌温温地湿透了。
真的，好久没有这样淋漓地、痛快地、无端地哭一场了。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当我从垫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有些麻，但心里却说不出的舒畅，好像倒尽了积蓄太久的委屈，胸口突然空空的，却也旷达了。这些年，不管遇到多难、多苦的事，我都隐忍，有时候也想哭，但就是挤不出眼泪。也许，是太理智的缘故，我知道，哭也没用，眼泪帮不了我；也许，曾经沧海，要哭的事太多，都哭不过来了，干脆不哭。但是，一个不会哭的女人，是可怕的。我对自己的“不哭”和“不会哭”，常有隐约的担心。果然，可怕的事到底临头了。我明白，这次得病的原因，和长久地“不哭”、“不会哭”是分不开的，还自以为“能隐忍”是我的坚强、是我的优点。其实，“隐忍”给人的是一种假象，“隐忍”不等于解决，“隐忍”的结果，只能是情绪的积郁和淤积。按中医的说法：不通则痛。
今天，我终于哭了，哭得像个不经事的小女孩。我终于哭了，哭得淋漓尽致，消除了“可怕”。当然，哭完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个台湾女人，她的提醒和提示给了我一种方式和一种氛围，让我恢复了想哭就哭的性情。我真得感谢她，并希望自己能保持。
流泪同样是坚强。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９日
收获的喜悦如泣如歌
我愿意去杭州小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杭州有一帮我在黑龙江时结交的知青朋友。
那时候，去北大荒的，有各地知青，北京的、哈尔滨的、佳木斯的，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像各路支流汇入大海。而同样的命运，使大家的相处也同兄弟姐妹，患难与共。但由于地域与文化的某些差异，相对来说，上海知青和杭州知青更容易接近。几十年过去了，和我至今还有联系的知青朋友，除了上海就是杭州。也许，这也是我和杭州的缘分之一。
自然，我一到杭州，杭州的朋友们便安排了一次次的聚会，光是昨天一天，从早到晚，我们从梅家坞的农家菜一直吃到香格里拉的自助餐，从中吃到西，从土吃到洋。其实，吃什么、在哪儿吃，都是次要的，朋友们久别重逢、相聚相会，需要的只是诉说和倾听。在北大荒那些特殊的岁月里结下的友情，恰同学少年，亲如手足，大家只要碰到一起，每个人的心情都自然而然回到当初，而以后几十年变迁所形成的高低之差、贫富之别，至少在聚会的时刻，会一笔勾销。虽说，有人能摸出经理、总裁的名片，有人却一无所有已落到下岗的地步，但是在“当过知青”的历史面前，我们还是人人平等。
每次与“黑兄黑妹”见面，我最留恋的就是这种“回到从前”的感觉，好像又盘腿围坐炕头，端着比面孔还大的饭盆，吃着一样的窝瓜和土豆，不分彼此，亲密无间。正是这样的亲密感，使大家在见面之后，就会一吐为快。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肚子要“吐”的东西。当知青那些年，虽然艰苦，也被荒废了许多，但那时候毕竟单纯，单纯得在到了结婚年龄仍白纸一张，早就成年了，却还是一身稚气，说好听的：“心智不全”，可说白了：有点“缺心眼”，根本看不清自己，云里雾里的。然而，“单纯”的历史，为以后的“复杂”埋下了太深、太多的伏笔。听朋友们真情诉说，爱莫能助，只觉得隐隐地心痛，我们的后半生仿佛都在为曾经的“单纯”付代价了。
来杭州的前一夜，还接到一位知青朋友的电话，他希望我到杭州能够去看一下×××，说他的婚姻出了问题，要我做做工作。我知道，×××事业的成功在我们这些北大荒知青里首屈一指，每年都有上百万收入，问题是，钱多了，家庭没了，妻子移情，已分居多时。×××倒是一向恋家，不仅没有那些大款们的腐败作风，而且，多少年的习惯了，他在外面再忙，也要赶回家为妻子、女儿烧晚饭，在别人看来，这样的丈夫，模范得不能再模范了，当然，妻子的移情，对×××无疑是晴天霹雳。那位朋友在电话里同样愤愤不平。我却平静，对×××的家庭变故，我不觉得意外，甚至认为这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了解这对夫妻，他们完全是两类人，家庭背景、文化背景都截然不同，只是，在北大荒的结缘，大家都单纯，不懂得男女之爱永远是交换，灵魂和肉体的交换，一旦交换材料枯竭，爱便泯灭，共同生活的男女，或者变得陌生逐渐排斥，或者变得相似乃至雷同。而×××和他的妻子是难以磨合成“相似”与“雷同”的，因为有些“差异”在共同的生活中属于不溶解物质，必然会沉淀下来，成为一种隔阂，使男女双方在根本点上无法真正走近，谁来做工作都无济于事的，只能顺其自然，由他们自己慢慢地面对“差异”、消化“差异”，最终，还得看消化的程度。
当然，这“消化”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甚至极其痛苦，像有一块石头梗在胃里。中午，在梅家坞吃饭时，那位一直让大家羡慕不已的×××，突然说出丈夫已经不肯回家的坏消息，使举座震惊。还在北大荒时，×××的聪明能干、机智伶俐就是出了名的，返城回杭州，她最早进入省政府机关，并在重要部门一级级地得到晋升，在一大帮知青中，她显然是佼佼者，有职有权，于是，求她办事的人也多，据说，她为人处事一如既往地“聪明伶俐”，该办的不该办的能一律妥善处理，笑容可掬。而里里外外，她都是个胜利者，在家，丈夫对她的宠爱与照料，更是有口皆碑。我有二十多年没见她了，传说，她的形象依然可爱，并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时髦与潇洒。但这次见到她，虽然她还是笑口常开，可笑容里没有了让我们一直欣赏、钦佩的从容和自信。说到在生意场上发迹起来的丈夫如何背弃感情时，她眼泪汪汪，一再表示，她愿意接受任何条件：“只要他回家！”她神情中没有了丝毫的傲气，完全像个不能自立的家庭妇女，接受不了“天塌下来”的打击。我理解×××为什么用一反常态的迁就，放下了自尊，不管不顾地争取、挽救婚姻。让一个年过五十的女性，放弃习惯的生活再从头开始，确实相当困难了。同样，我也理解一个男人“从奴隶到将军”的心理变化，在工作单位他有了被前呼后拥的地位，回到家当然希望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他便“揭竿而起”地“造反”了。×××像挨了一闷棍，猛地惊醒过来，家庭却已岌岌可危，她开始自觉地、迅速地“消化”差异。而这种“消化”，几乎消化掉了那个在北大荒时就聪明出众的×××。我心里充满矛盾，我喜欢那个曾经是那样出众的×××，对她如今的改变，深感惋惜。当然，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家庭就此破裂，只要有一分弥补的可能，总要尽十分的努力。只是，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要和一茬茬年轻貌美的女子来争夺丈夫，她“努力”的艰巨性、残酷性，是可想而知的。
从梅家坞再转移到香格里拉，已是万家灯火。我们这一群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的“女知青”，促膝地吃着、说着，忘了时间，忘了一切，就像从四面八方难得回家一聚的老姐妹，唠唠家常，说说各自的酸甜苦辣，虽然，谁也帮不了谁，大家在意的，就是能坐在一起，有听的、有说的，这就够了。
分手时，我们又约好，要去×××的家看看，不管他们的分居如何尴尬。分手时，我心疼地搂着×××，在她瘦削的肩上拍了拍，她咬着我的耳朵轻轻地叹口气：“星儿，你一定要保重，你真的不容易，我挺佩服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