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就等在作家协会了。”江苏的编辑很执着。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当编辑也不易啊。
中午，在作协附近的咸亨酒店刚坐定，我就看出康伟杰面有难色。我的心立刻往下沉了沉：我的敏感真是百发百中。果然，康伟杰开口便说：“现在图书市场不好，我们社长的意思，开印两万册，这数字太冒险，能否减掉五千？”
我当然不想减。我反复强调，不在于多五千、少五千，而是为人处事的信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隔三差五打来长途要稿，我始终不松口，因为，我不愿意见利思迁，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希望，我们合作得成功、愉快，不仅仅是发行的多少，更主要的是相互的信任和尊重。”
我的振振有词，说动了两位编辑。康伟杰走出饭店，给他们社长打了电话，但回到座位，她神情沮丧：“我们社长坚持一万五。”
顾老师是老同志，更了解社长：“我们这位社长是‘铁算盘’，谁也算不过他。他不算不行啊，前几年，‘百花’经营得不怎么好，我们社长新官上任，各方面都抓得很紧，希望你理解。”
但作者的苦衷谁来理解呢？！我不快地想，既然“百花”他们先毁约，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稿子抽回来给其他出版社。我这才告诉“百花”两位编辑：“江苏出版社的编辑正等在作家协会呢，我可以马上把稿子给她。”
康伟杰很遗憾地说：“这么热的天，我连续看了三天稿。为了来上海，我还特意把头发染了……”
顾老师又恳切地加一句：“陆星儿，我虽然退休了，但是，帮‘百花’约到你这部长篇，我们来来回回见了好几次，这些工作都要白费了？！”
两位编辑的话，使我犹豫不决。我心里像堵了什么，面对一桌子的菜，毫无食欲。但我还稳了稳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又暗暗地劝导自己：不就是五千册书么？如果抽回书稿，不仅让这些辛苦奔走的编辑们徒劳一场，其实，也会给我自己招来一堆新的麻烦，起码，还要等待别的出版社重新一审、二审地看稿。编辑来组稿时，一般都会把好话说尽，而一旦书稿到手，谁能预料会不会也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出现呢？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对我来说，当务之急身体是第一位的，天气又这么热，犯不着让自己再着急上火、平添烦恼。现在的我，对一切都该泰然处之，以简便自己、解放自己为前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少印五千册书又能怎么样？只要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又何必患得患失？再说，计较这一点小得小失，实在没意义，不如大度一点、迁就一点，把合同签掉，也算了结一件事，也好卸去一桩心事。
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回到作家协会，我在两份合同上痛快地签了字。
２００２年９月４日
收获的喜悦《收获》的意见
一早醒来，想到上午要去《收获》编辑部听李小林他们谈长篇的修改意见，我的心有点紧，但总的感觉是兴奋。
《收获》能够和作者谈修改意见，表示他们对作品有基本的肯定、有刊登的愿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在《收获》上陆续发表过一些中篇小说《啊，青鸟》、《我的心也像大海》、《小凤子》、《姗姗出狱》等，但我一直期待自己能写一部比较喜欢的长篇小说给《收获》。对于我来说，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作品，在创作上都是一级向上的阶梯，是创作阶段的一个象征。刚完成的这部长篇，从酝酿到改出一稿，整整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我恢复小说创作的又一次“上阵”，我自以为比较英勇，写出初稿大病一场，然后一边养病一边修改，是不遗余力的。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写得如此艰辛，代价如此之大，既是小说的题材、人物调动了我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向我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何况，近十年，我尽管没少提笔，但毕竟不像八十年代一味地写小说，且认真投入，想象力已不如先前那样活跃，更少了虚构的自信。所以，一旦进入长篇创作，我像一根绷紧的弦，剑拔弩张。也许，太刻意、太用力的缘故，差一点把“弦”给挣断了。
吃过早饭，我用心地打扮一下，像要出席什么宴会，穿上了新买的连衣裙。过去，我圆圆的腰身是不宜穿连衣裙的，而在有好身材的少女时代，又偏偏没连衣裙可穿。这遗憾，我曾写进一篇小说：《挂在墙上的背带裙》。这次生病，我消瘦许多，苗条了，意外地“生”出一个好身材，因祸得福。可见，万事都有好坏两面，我得学会在逆境中以利克弊，否则，在来势汹汹的险情面前，只能一输到底。
穿着连衣裙到作家协会，果然引来一片赞叹。
作协，是我们的又一个家。我们有一幢在三十年代由波兰人设计的欧式建筑，这是上海作家们最自豪、最骄傲的“精神家园”。《收获》编辑部就在这幢楼的三楼办公，靠东头的一大间，好像几十年没挪动过，就像《收获》本身，有着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
记得，我第一次来《收获》投稿，紧张又有点慌张。走进这间大办公室，心里像揣只小兔，跳个不停。那是1980年的夏天，我那时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回上海过暑假，拿着刚写完的一部中篇草稿，斗胆想请《收获》编辑提意见。说是“草稿”，名副其实，密密麻麻的几万字是抄写在一角钱一刀的草稿纸上的，横没行，竖没格，犹如黑乎乎的蚂蚁爬满了纸。照理，这是不符合投稿要求的，但那时候的我，一个穷学生，确实不舍得花钱买稿纸誊写，却振振有理：“反正是草稿，还要修改的。”好在，《收获》编辑对这种写在草稿纸上的草稿一视同仁，不仅仔细审读，还约我来编辑部谈修改意见。再来《收获》编辑部，我满心都是兴奋，一位老编辑带我见李小林，并围着她的办公桌一起谈稿。我坐得笔端笔正，洗耳恭听，还一字不拉地记下意见，如获至宝。当年的我，写作是个新手，也是个快手，态度端正，修改神速，一稿二稿，不厌其烦。终于，在1981年的《收获》上，我收获了劳动成果，中篇小说《我的心也像大海》正式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心里感激《收获》对我那份草稿的重视。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一次的重视，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之路——能得到《收获》的肯定，我信心大增，一发不可收：1982年，我给《收获》写《啊，青鸟》，1983年，我给《收获》写《达紫香悄悄地开了》，1984年，我又给《收获》写《一条台硌路》。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收获》丛书，有我一本，扉画上我的照片是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眼光里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八十年代，是我创作的成长期，也是写作的旺盛期。而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能在《收获》这块园地上不断地被扶植、被栽培，是我“歪打正着”的写作生涯的最大幸事。说自己走写作之路是“歪打正着”，没有一点谦虚的意思，《收获》编辑部可以作证。我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基础很好，问题很多”，全靠编辑们耐心指导，加上我的勤奋，一遍又一遍地改出来的。而每一次的改，我像一根带土的干蔗，被彻底榨干，实在没汁水可挤了，《收获》副主编李小林才会放我过门。
李小林是一位把《收获》、把“读作品”当生命的一位好编辑、好主编。有这样的编辑为作品把关，作者的成长便有了良师益友。每次听李小林谈稿，她能把你没写透的人物说活，把你没理顺的情节、人物关系说圆，我会产生新的创作激情，心悦诚服地愿意再从头写一遍。1990年从北京调回上海，我把新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歌词大意”投给《收获》，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特地把安忆和程乃姗的小说看了又看，以为回到上海，我的写作在题材和语言上都应该都市化、海派化，因此，写这部小说，我的语言有所改变，刻意地用些上海话。但李小林看了“歌词大意”却一针见血，非常严厉地对我说：“你先重新写一遍，把语言全部改回来，你有你自己的语言风格，为什么放弃？”李小林的批评，使我感到震动，也有启发，在“重新写一遍”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体会“自己的风格”。确实，认识自己、保持自己，是发展自己的前提。
当然，这一次的长篇修改，由于我身体欠佳，情况有些特殊。不少朋友替我担心，劝我暂时按兵不动为好，修改一部长篇，毕竟需要相当的工作量，有的朋友则旁敲侧击地向《收获》建议：“能不能派个编辑帮忙修改？”但修改作品这个忙，谁都帮不了的，就像生孩子，再麻烦、再痛苦，即使难产，旁人爱莫能助，再有劲也使不上，还得靠孕妇自己。我首先向《收获》表明态度，很坚决：“我愿意改。我能改。我会量力而行。”李小林则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赶时间，慢慢来。”
在《收获》的办公室里坐了足足两小时，李小林和肖元敏两位副主编和我谈了足足两小时。她们尽量把意见谈得仔细、谈得具体，方方面面，有人物的、有情节的，有些内容得删节，有些内容要增补，而补写的东西，是我写作时意识到该写又感觉到难写的部分，于是，笔一滑便绕道而行。可这样的“偷工减料”终究逃不过小林她们的眼睛。“这些难写的部分，正是读者最想知道、最重要的地方，是硬骨头，‘啃’起来吃力，但读起来过瘾。”小林鼓动我知难而上：“就这样发表不是不可以，但我们感觉你还有可挖掘的能力，能够把这部小说改得更加完整。”我一边点头、一边记录，一本《收获》的便笺，已被我龙飞凤舞地划拉了二十多页。
谈完意见已是下午两点半。小林关切地问我：累不累？我承认很累，但仍然还有很兴奋的感觉，在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根据那二十多页意见修改后小说的新面貌，然而，要把想象中的“新面貌”一字一句地勾画出来，等待我的又将是一些艰苦的日子。好在，我习惯了埋头于这样的“日子”。我知道，这样的“日子”，是不会辜负人的。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
收获的喜悦选择松树
又开始“上阵”，“磨刀霍霍向猪羊”。
用两天时间把《收获》的意见仔细消化。消化的过程更清晰了修改的措施。但鉴于目前的身体情况，我的“磨刀”首先要针对自己，拥有充沛的体力、精力才是胜利的保障。为此，我必须减少其他活动，避免体力和精力过度的消耗，同时，我必须把每天的“呼吸运动”坚持住、坚持好，以平衡的内部状态，应对突击性的修改任务。
手术过半年了。据说，战胜癌症，是以一定的年限为指标的：一年、三年、五年。一些资料还有更详细的报导：百分之六十多的中晚期癌症病人，会在半年之内复发或转移。如果说，这个统计确切，我好像已经胜利地闯过了第一关。闯生命之关的体验是不同寻常的，这样的“闯关”，需要勇气和信心，更离不开一种来自冥冥的对自身、对自然的“觉悟”。自从得知有重病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