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住进五人一间的外科病房。五个病人外加看护的家属、护工，济济一屋的人，闹哄哄的。我初来乍到，满脸惧色地扫视一张张病床上那一个个做了手术仍半昏不醒的病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手术”两字一下子变得具体、感性，我心惊地坐到床沿，只觉得病房陌生、可怕。但我努力纠正感觉，毕竟要在这里度过很长的一段日子。调整情绪，我才注意到，我的床靠阳台，有大片阳光瀑布似地洒进，把雪白的床单照得晃眼，病房也是亮堂堂、暖洋洋的。我的心被温暖的阳光抚慰了。我立刻从旅行袋里翻出长篇小说的打印稿，端端正正地放在枕头上，如同一个战士摆出了战斗的姿态。而此番“征程”，长篇小说又如随身携带的“特种武器”。我要把平日的状态带入病房，能多少冲淡些病房的气氛。下午，睡醒午觉，我就趴在病床上，面朝阳台，翻开长篇打印稿，逐字逐句地修改起来。我希望自己能潜心工作，忘记自己的处境，忘记这是病房。
此时，其他的病人还在休息，病房是宁静的。
不知什么时候，阳光开始悄悄撤退，阳台渐渐褪去那层像上了釉的光线。朋友们陆续地来探视，宗福先夫妇捧来一盆名贵的蝴蝶兰，两根纤细的枝条上挑着几朵浅紫的、银白的花，其形状恰似振翅飞翔的蝴蝶，花瓣完全开放着，充分、坦然。而与蝴蝶兰同时飞进病房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院长说，干部病房刚好空出一个小单间，让你马上搬过去。”宗福先不仅久病成医，还成为医院的“路路通”，受惠者首先是我，跟着沾光了。
朋友们一通手忙脚乱，收网似的把我刚倒腾出来的东西，又装进旅行袋，前呼后拥地开始“大转移”。
干部病房的小单间虽然名副其实的小，但我们实在感到太满足了，大家一通欢呼。
“哪是住院，这和住宾馆有什么区别？”
“陆星儿，你运气真好！”
尽管折腾了两天，但最终又是个不错的结果。我想，这真是我的命。
晚饭过后，伫立病房窗口，看闪烁的万家灯火，我突然想家了。虽说，儿子进大学后，家里也是我独自留守，但那个没人陪伴的家，有我充实的生活，有很多书，别人的、自己的；有很多玩艺儿，买来的，也有儿子做的；有很多衣服，经常穿的，还有永远挂在那里看的。总之，有书、有趣味的玩艺儿、有喜欢的衣服，独自在家就不会寂寞。有时，写书累了，在家里晃晃悠悠，东瞧瞧西看看，这儿抹抹，那儿擦擦，心里会充满欣赏和自豪，在这个世界上，能打拼出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可以了。真的，别人夸奖我的家是“小木屋”、“有童话色彩”，这是我最爱听的好话。人到中年，已是饱经风霜的人了，我仍摆脱不了“少女情结”，对童话的一往情深，我的家，让人一目了然：这里的主人依然“天真”。我的“天真”，让我屡屡受伤，但我的“天真”和我天真的家，也是我疗伤的良药。每次出差回来，明知家里没人等我，但想到回家，想到等在家里的那一大堆天真的东西，我同样有隐隐的激动，只要回到它们中间，我的心就像一颗锚，扎到了最安宁的实处。
可这次“出差”，第一天离开家，我就想家了，而在“想家”的心情里，还有一丝淡淡的忧虑：“会不会再也不能回家了？！”
我被自己的担心吓着了。
换进单人病房，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一串钥匙，放到床边小柜带锁的抽屉里，生怕手术后迷迷糊糊地弄丢钥匙。这是最丢不得的东西啊。失去婚姻、离开北京的家，要交出钥匙的那个情景，对我的刺激是永生的，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无法不让自己想念那个亲手安置的家，常常回想家里的某一样东西，譬如，洗衣机是怎么从出国人员服务部扛上公共汽车，又怎么一步步地挪到家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思念和回想，是委屈，是感怀，是哀怨，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不知不觉地伤害着自己。一个离开父母的女人，会把一生的幸福，全都托付给这个重建的家。“家”是诺亚方舟，负载着一船的生命啊。如今，我在一只充满“天真的饱经风霜”的“小木船”上，与自己同舟共济，不说一帆风顺，还能独自驾驭。现在，我手里的“桨”却不小心折断了，为修理“桨”，我暂时离开我的“小木船”。但“小木船”不能没有“桨”啊。
面对沉沉夜幕，我闭上眼默默祈祷：“无论如何，要让我回家！”
２００２年元月３０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ＣＡ——生命的高潮？！
就在我向上天祈祷的一刹那，仿佛一颗流星闪过，我眼前一亮，顿时惊醒：我那部长篇小说呢？赶紧翻箱倒柜地找。没有。拉在原先的病房里了！我记得很清楚，下午，朋友们来看我，我把稿件压到枕头下。会不会弄丢？
干部病房和外科病房在两个楼，我下楼上楼地奔跑，一口气冲进原先那个病房。看我心急慌忙的样子，一个病人告诉我：“你枕头底下的东西，护士拿走了。”我掉头去护士室。值班小护士捧出一厚叠装订成册的稿件。我像找到了走丢的儿子一样，摸着怦怦的心跳，长长地舒了口气。小护士在把稿件交给我时特别关照一声：“把你的病历顺便带过去，交给那里的值班护士。”她把一份病历放在我的稿件上。
抱着稿件，我定心了，散步进电梯。但在跨进电梯时，我稍稍一低头，眼光扫过放在稿件上面的病历，在病情诊断一栏上，有两个并不显眼的字母好像显然地放大、凸现：“ＣＡ？”我的眼睛顿时被两颗“子弹”击中，一片漆黑。我心慌地靠住电梯，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告诉安忆和小鹰。我立刻拿出手机。安忆家占线，小鹰家电话通了，只是电梯里信号受干扰，有“刺刺”的电磁声，我提高声音说：“小鹰，我看到病历了，说我是癌。”开电梯的女工斜眼看我，很平静的样子，大概，她已经听惯了这个字。我已经想不起来，小鹰是怎么回答我的。再拨安忆的电话，手机通告，储值卡里没钱了。回到干部病房，我直奔护士室，交了病历后便请求她们让我打个外线。接通安忆家通话，我好像稍稍镇定一些了：
“安忆，你为什么瞒我？”
“没有瞒你啊。”
“我看到病历了。”
“打的是问号，只是怀疑么。在手术之前，医生都爱把病情往严重里写。”
“你还要骗我。这次生病，你对我那么好，我心里有感觉的。”
“我一向对你很好的。”安忆委屈地叫起来：“星儿，你不要瞎想呀！”
我挂了电话。安忆委屈的声音，在我心里停留了一会儿，她好像确实蒙受了天大的委屈。但愿，我真是错怪了她。
我像个经不住事的孩子，一通宣泄，便心平气顺。给小鹰、安忆打了电话，那个“ＣＡ”连同问号，仿佛就此被神秘的电话线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回到那间单人病房，我倒头躺下，开始平静地琢磨这个写出来好像特别难看的字眼：“癌”。过去，无论在报上、书上、杂志上看到这个字，我都一扫而过，熟视无睹，不会停留，更不会在意。总觉得这可怕的字与我无关。而这次意外的手术，提醒我问题确实严重。那天，在小鹰家过夜，我们俩已经把那张胃镜报告逐字逐句研究过了，我的溃疡“是重度”，“是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毕竟还没有变成癌。这是关键。我安慰自己。进病房前，负责我手术的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学博士也明确地对我说：“陆老师，没问题，你是良性的。”凡是对我有利的话，连标点符号，我都会牢牢记住。还有，安忆的话也许在理：医生一般要把病情往严重里写。我仍然不想把“癌”字与自己联系起来。
可是，说“不想”，说“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病历上那“ＣＡ”的字母，虽然只是初步诊断，虽然还跟着问号，但即使是初步、是疑问，毕竟与“ＣＡ”挂上钩了。“ＣＡ”是那样触目，像两块烧红的烙印刻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深刻的灼伤再也抹不去了，从此，我将时时深受“ＣＡ”的威胁，使原以为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之路，急遽浓缩，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头了。这“一步”究竟有多远呢？
想到生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我心里便紧接着一个闪念：衣橱里我还有不少新衣服一次都没穿过，辛辛苦苦挣的稿费，也没来得及好好花呢！我隐约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什么是生活啊，活着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把日子蹉跎，死到临头才发现什么都没享受过。”流行歌，唱的就是大白话。当然，我不以为自己让光阴白白流过，也不认为我的处境严重得“死到临头”，即使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的“一闪念”，也只是为突然的紧迫而流露出一些遗憾罢了。
“ＣＡ”的出现，确使生命这部多幕戏，被强制地压缩、删节，一下子越过高潮要提前收场。尽管，前面的五十年，似乎什么都经历了，可我一直把“生命的高潮”视为一幕还未上演的重头戏，想象中，似乎应该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怎么会这样匆匆谢幕？！而病历上打着问号的“ＣＡ”，对于我，是宣判还是宣战？是生命的尾声还是生命的“高潮”？
一个个疑问蜂拥而来，我一下子招架不了，脑子有点木然，眼前也是茫茫一片，在我生活的“舞台”上，所有的布景仿佛都撤退了，只留有白皑皑的帷幕，还有一张白净净的病床。
等了五十多年的精彩的“高潮”，等来的难道就是两个普通的字母：“ＣＡ”吗？！
２００２年２月５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开一刀，生个自己
开刀的日子定在２月５日。
４日傍晚，护士送来一小片安定，这是常规。
我犹豫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也可坦然地、放心地睡个好觉？长这么大，口口声声磨难不少，而多年从事写作，在别人看来那又是费心伤神的活儿，但惭愧得很，我还真没吃过一片安眠药。也许，我这个属牛的，神经也似牛筋。也许，我的写作，确如安忆所说，用力欠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比较“坚强”、比较“正常”，都应该算是优点，否则，如何肩起生活这副担子。可是，要论作家的气质，“坚强”和“正常”，显然不是排第一位的东西。在我身上，这两种角色，常常是对立的，或者说，这两种角色，常常把我东拉西扯。我知道，不论哪种角色，我扮演得都很吃力，准确的说，不是“用力欠用心”，还是不够聪明，力和心常常用不到点子上。不过，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我竭尽全力了，直到做趴下为止。
明天要去手术，又要在肚子上拉开第二道伤痕。第一刀是剖腹产，但产前根本没准备挨一刀的，只是，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仍然不见宫缩，从上海来北京帮我做月子的母亲，坐清早的头班车从哥哥家赶到我这里，敲开门，就拖我上医院，母亲说，她做了一夜噩梦，梦到孩子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听不清胎音了，医生当机立断：“马上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