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早恋，牢固得很啊，不容易，你在上海读了大学，居然还肯嫁回九华山？”凭着雪梨的聪明能干，如果留在上海发展，是大有机会的。但我佩服雪梨的选择，颇有远见卓识，九华山毕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佛教文化的资源，她回来，有太多太多有价值的事可做。
我想，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功，首先是选择的成功：选择爱情、选择生活、选择朋友、选择机会等方方面面的选择。已经走出九华山的雪梨又选择回归，她智慧，有决断。而更让我叹服的是，雪梨还是一个成功的母亲。我们一同去红村的路上，她弯到清河带上了女儿，她这个女儿长得结实健康，还在幼儿园读中班，却干什么都很独立了，坐一路的车无论多累、太阳多晒，这女儿一声不吭，困了就悄悄地睡，醒了就自己玩，丝毫没有一个漂亮女孩的骄娇两气。可这个女儿是值得骄傲的，刚荣获了安徽省少儿电子琴比赛的大奖。在一旁，我留意观察，雪梨待女儿要求严格，管理却宽松，爱得很理智。同样是母亲，我对感情的把握显然少些分寸。可艺术就在于分寸啊。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质地的良莠，是最能折射父母的。而对于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难能可贵的成功，无疑是做母亲的成功，能培养一个比自己更精彩的儿女——为社会生产最优质的人，功德无量。所以，写雪梨，是不能不提一笔这可爱的女儿，我肯定地对雪梨说：“你培养的这棵小树，长大了一定是块好材。”
“这是佛缘给我的恩惠。”雪梨仍笑着回答。
我爱看雪梨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和甜甜的酒窝。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收获的时刻
一周前，长篇终于改完。然后，按照《收获》刊登所需字数，又从头到尾进行删节，去掉大约四万字。昨天，拿着两张巴掌大小的三寸软盘去作家协会，一张盘片送《收获》编辑部，另外一张通过电脑发给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午，在作协食堂里吃一碗菜粥，填饱肚子后定定心心乘车回家。
好天，晴朗无比，秋高气爽，没有云，阳光是透明的，温润宜人。披着暖暖的阳光，轻松漫步，款款地走在街沿浓密的梧桐树下，我心旷神怡。似乎很久没享受过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心情了，而且，正是收获的季节，我像个老农，怀里捧着沉甸甸的果实，心坎里溢满收获的快乐。一年半的辛苦耕耘啊，何况，这是我遭遇“重灾”的年头，祸起萧墙，危在旦夕。幸亏有上帝和朋友助我，使我没有停止呼吸，也没有停止耕耘，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所以，《收获》能满意并接受我这部长篇小说，这使我的“收获”仿佛有了更多的含义。
活着，生活着，还有比“收获”更好的感觉么？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重新收获生命的人，同时还能体会收获劳动成果的快乐，实在是很幸运、很幸福啊！
有时，翻看记忆，我常常发现，经过心灵不知不觉的筛选，在心底藏得最完好无缺的，不是那些自以为刻骨铭心的痛苦和不堪重负的艰辛，而恰恰是“收获时刻”由衷的满足和欢欣。真的，有些“收获时刻”是很动人、很难忘的。
记得，我对“收获时刻”最初的感动和欣喜，是在北大荒。1968年秋天，我们一到北大荒就遇到涝灾，一望无边的麦子浸泡在水洼里，拖拉机、康拜因都陷入泥浆，寸步难行，只能搞人海战术，老老少少齐上阵，还从县城借来劳力一起下地拔麦子，与天夺粮。虽然，我一到连队就当上了拖拉机手，但也天天光着脚趟在泥里水里，两条小腿都泡烂了，发了炎，但我还是忍着高烧，积极地战天斗地。而入冬以后，我们又得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脱谷，汗湿的球衣、棉袄被冻得硬邦邦的，一个个都像背着乌龟壳。而1969年的秋收季节，天高云淡，我开上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驰骋在滚滚的麦浪里，让金色的麦粒瀑布似地吐进粮斗，傍晚，运粮的车队迎着晚霞开回连队，我们坐在车厢的麦堆上，唱着歌儿，一路欢声笑语。经历了严重的灾害，迎来第一个丰收年，我们倍感收获的喜悦。而这年的秋收情景，像一幕电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肯褪色：背景是起伏的山峦和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桦树林……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收获时刻”，是１９７６年元旦，我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是在不起眼的地方，但毕竟是《人民文学》复刊号的目录啊。一阵惊喜，喷涌而出。我，一个远在北大荒的知青，悄悄写了一篇习作，哪敢梦想真的会被《人民文学》选中？虽然，我曾收到一位编辑用毛笔写的信函：“稿子备用。”我兴奋地交同伴们过目，他们都不以为然：“人家是《人民文学》，备用的稿子肯定堆了一房间。”那时，在我们心里《人民文学》确是高不可攀的，我当然不存丝毫奢望，惟一的安慰是：“能备用就不错了。”自从调团部宣传股当报道员，我常常天不亮就爬起来读书写字，勤奋得大概有点过头，总有人误解我：“你脑子有问题！”自然，当《人民日报》上出现“陆星儿”的名字，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对我说：“报纸上有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我只能努力掩饰惊喜、不置可否。终于接到北京寄来的那期《人民文学》复刊号，整个团部机关才哗然，也惊动了省里，马上请我去哈尔滨。在上海没踏进过国际饭店的我，像“陈焕生进城一样”住进“北方大厦”，像模像样地给《黑龙江文艺》赶稿，可我心里却虚虚的，只觉得像“赶鸭上架”，说真的，那时的我，对文学、对创作，毫无把握，一片茫然。不过，既然“上架”了，怎么费劲，我都会坚持到底，无论如何，写作是有意思的。就这样，偶然的、意外的“收获时刻”却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要说完全改变我生活的“收获时刻”，那一定是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７日那一天：儿子出生了。怀上儿子时，我还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学生，正在写毕业剧目。虽说，同班同学中有结婚的、当了父亲的，但是，在大学校园里生孩子，我是独一无二。那是非常年代，对一切非常的事情，大家都宽容，只是，我自己需要面对太多的困难。要写毕业论文、毕业剧目，还要等待临产，只能搬出校园，借住防震棚，用砖和车垫子架起一个“床”，高低不平的，能躺就行了。而写作的地方，就是把被子叠在膝盖上，可以不用弯腰了。也许，作为一个准母亲的这场“序幕”，有点特殊，我的感触很多，临产前，我很激情地写了篇小说《写给未诞生的孩子》，我确实有很多的话想悄悄告诉即将出世的小生命，说说一个母亲的为难和愧疚。也许，这个不懂世事的胎儿却理解了我的心情，所以，迟迟不降落，大概生怕自己的出现会带给母亲更多的麻烦。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的腹部仍不见动静，到医院检查，连胎音都微弱了，医生当机立断刻：“剖腹产！”小生命被及时挽救了，我收获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子满月时，我把他抱进戏剧学院学生宿舍，同学们蜂拥而上，异口同声地赞叹：“你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看的孩子！”我很得意，但更多的是感激：怀这个孩子的确特别不容易，可上帝给了我补偿。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
但所有的“收获”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北大荒种地打粮的“收获”，对于《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的收获，以及生下儿子的收获，我都心知其意：为此，我得辛劳一生了。但我心甘情愿，并全力以赴。可不期而至的一场重病，如同一个句号，终于让我停顿了，并开始安安心心地收获我自己了。生活就是这样一根“因”和“果”循环的链条，只有把辛劳与收获紧紧地串联起来，生活这根“链条”，才会具有丰富、坚韧的质地。辛劳，有时是悲剧的，在一些无法逾越的悲剧面前，我们仍可以收获一种精神的平和与超越，而这样的“收获时刻”，才有着终极的、恒远的美。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３日
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生日
快过生日了。
其实，我一向不太讲究过生日的，惟有一次很隆重地过了生日，那是1998年过“五十大寿”，和母亲、儿子还有两位朋友，在香格里拉优雅的自助餐厅里很风光地吃了一顿，还收到儿子的一张生日贺卡：
亲爱的老妈：
不知不觉中，您度过了一半的人生。虽然，您总说我长大了，变了，可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您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第二的位子（第一位是我自己）！今天，请接受最爱你的儿子的最真诚的祝福：妈，生日快乐！
儿子 1998。11。7
那年，儿子还在读高中，他的这番话语仍有不少孩子气，但我很珍视，把这张生日贺卡珍藏至今。对我来说，这辈子满五十的生日，只有一次；对儿子来说，能想到送我一张生日贺卡，还能写上几句心里话，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只有一次，我似有预感。
今年又快到生日，今年生日的意义非同寻常，毕竟正抗着劫难，所以，朋友们早早地有所安排了：“要好好给你过生日！”想到过生日，我试探着问儿子：“你还送我贺卡么？”儿子答非所问：“请王安忆阿姨他们吃饭，我出钱！”果不其然。这就是长大的儿子，这就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儿子能自告奋勇表示要主持我的生日宴请，感谢朋友们这半年多来对我的关心、操心，我这个做母亲的，当然很体面、很安慰。有儿子、有朋友在我身边，团团围坐，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我想，生日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全有了。
今天是周日，儿子下午要返校，所以，生日聚会提前举行，放到今天中午。为照顾我的方便，朋友们一致说，就在浦东找家饭店。这就苦了王周生夫妇，他们要从复旦赶到浦东，而且，周鲁威上午照例还要先去实验室工作，这个一年三百六十天都要忙到深更半夜的复旦研究生院院长、物理系教授同志，难得出来，都是骑着摩托一路加速，争分夺秒的。可今天风又特别大，冷飕飕的，想到周鲁威还要顶风飙车，来为我的生日聚会助兴，我领情又感动，我会时常扪心自问：“你这辈子怎么还得清这些朋友的深情厚意呢？”
早几天我就知道，这些朋友为礼物的事，电话来电话去地商量过好多次，动足脑筋，比她们构思小说还费心思，因为，谁都不缺吃、不少穿的。王周生曾问过我需要什么，我坚决劝阻，我不想让她们再为我破费。但听说，安忆再三强调：“星儿这次过生日，我们一定要准备礼物的。”我理解安忆的意思，她对朋友的用心真是细致过人的。可“礼物”实在是个极有讲究的东西，有意思的礼物应该是既实惠又称心，而最好的礼物是“雪中送炭”。当然，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次要的，拥有这些朋友，就是生活赐予的、无价的礼物。
可这些朋友，她们一个个毕竟都是写小说的，心底很温暖的，有生活趣味的，想象她们的礼物，一定平常又不平常。但真的打开一盒盒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