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化疗绝对不行！”医生们的口径是统一的、坚决的，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
我只有服从了。
等待化疗，心情黯淡。说真的，当我明确地知道胃已病变时，我的心情好像没有太恐惧、太黯淡，那个“癌”字，不管别人怎么说它，也不管我自己怎么想它，我总觉得，这仅仅是个“字眼”，与我若即若离，而不是具体的、真切的存在，它的危害、威胁，只要没逼到眼前，我就不会用想象吓唬自己。对“癌”的不恐惧、不黯淡，绝对不是我有多么坚强，也许，就是我的“不好想象”，在关键时刻表现到极至的缘故。我不很浪漫，讲究实际，对手头的每一件事，能埋头苦干，能任劳任怨，却很少有宏伟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反正，没到眼前的事，我不肯提前放到心上。所以，对“癌”不“癌”的，我听之任之，不能不承认，也不去太承认。倒是马上要开始的化疗，让我坐立不安了——手术后滴水不能进的痛苦，我都能平静地忍耐，都没使我如此的烦躁啊。
惟有的安慰是，接到作协外办小胡的电话，她告诉我，中国作协有消息传来，等了三年的访问以色列，定于３月下旬出行。那天会诊，我问肿瘤医院的那位主任：“化疗后，我能不能去以色列？”那位主任医生非常明确地回答：“不就是去以色列吗？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太棒了！
２００２年３月３日
化伤痛为哲学“妈妈老了”
呕吐、脱头发，是化疗最明显的特征。说心里话，我不情愿掉头发，倒不是为好看、难看，而是这种疾病的治疗过程有太明显的外部特征，这对心理的刺激、压迫太强大，尤其“头发长”的女人，一旦要变成寸发不留的“光头”，那除非是出家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做到无动于衷的。也许，我真的不够坚强，我真的不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惨不忍睹”，我希望尽量使一切保持正常状态，尽量减少对心理的压迫和刺激，我觉得，这应该有助于治疗。
所以，当肿瘤医院那位主任医生来给我会诊的时候，我向他提出，有没有更好的药物，使化疗病人不脱或少脱头发。他回答说：有进口药，毒性小。但进口药很贵，每一次化疗需要自己支付一万四千多元，一个疗程六次。当然，钱重要也不重要。怎么说呢，毕竟是个近“十万”的数目啊。
我要征求儿子的意见。在得知自己要住院开刀以来，我心里的儿子，仿佛在一夜之间高大了、成人了，这个家，应该由他来支撑了。手术前一天，需要家人签字，我最直系的家人，只有儿子了。但签字时，医生会把手术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性描绘得详尽又可怕，朋友们担心吓着儿子，也怕他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我坚持要儿子签字，他长到二十岁，还没有肩负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还没体验过“对别人负责”是一种怎样的压力，更何况，当他需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责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时刻，会让他懂得什么是生活、什么叫做人。据说，面对医生危言耸听的讲述，儿子一脸镇定，在那份手术报告上签字时，他手不抖、心不跳。儿子的从容和沉着，出乎我的意料。同样，当我报出化疗需要自己负担十万元时，儿子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定用好药，哪怕二十万。钱，以后我会挣的！”
一言为定。有儿子这句话，对于我的病，似乎比进口药更有作用、更有效果。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用进口药化疗，时有轻微的恶心，但确实没有别人所描绘的那些可怕的反应，至少，在输液的五天里，我一直比较平静，梳头时，会掉些头发，却果然不见大把大把的脱发现象。但进口药也不是万能的，终究是化疗，这些看似无色无味的药物，毕竟是用来歼灭体内的癌细胞的，其毒性之大，不言而喻。据一位研究药物的科学院院士介绍说，用西药进行化疗，杀死一个癌细胞，同时会伤害七个好细胞，犹如一场残酷的“战争”，要有一比七的牺牲啊。好细胞大量地、无故地受损，这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无疑是极大的摧毁，哪怕再好的进口药，化疗的副作用都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会诊给我的化疗方案，是近几年改进的新方案：“联合化疗”——在短期内大剂量用药，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密集性轰炸，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给敌人有招架之力。对这样的“联合化疗”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科学，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医学上的任何改进，一定是有临床的实践为依据的。作为病人，我除了听从医嘱，似乎没有别的态度可取。
可经历了化疗我才体会到，呕吐、脱发，只是化疗“副作用”的外部反应，化疗的可怕，是人体内看不见的生机与活力，在“密集的轰炸”后将变成一片废墟。渐渐的，你会丧失进行正常活动的能力和欲望，仿佛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在退化，食之无味，睡不入眠。一个人连吃饭、睡觉都成为问题，还剩下什么呢？
一个疗程连续五天输液，我看似平静，内心却感受着一天甚似一天的无力与衰弱，切除了胃，肠的功能也跟着紊乱，天天拉稀，什么也补不进去，好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幢高耸的大厦一层层地倒下，沮丧地踩着一堆瓦砾却无力清理，更无能再建树。
那是周末的一个下午，儿子放学后来医院看我，他一进病房就说：“妈妈我陪你走走，散散步。”伤口拆线以后，我就辞了护工，坚持下床走动，自己料理简单的生活。每天早晨，我捧着半导体，一边听新闻一边在病房的走廊里慢慢地恢复走步，三分钟、五分钟一直增加到十五分钟，因腹部伤口隐隐生疼而弯腰屈背的身体，也稍稍直了起来。但开始化疗，下床走路时两条腿虚飘飘的，刚挺起的身体又躬成了虾米。
当然，有儿子在身旁可依可靠，好像手里添根拐杖便有了支撑。只是，我的两条腿还是很重，抬不起来，挪步时像拖个麻袋，一点点地往前移。儿子很耐心，领着、搀着，陪我从走廊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向东头。我们默默地走，没有说话。但我很想告诉他，我领着、搀着他走路的情景恍如昨天，我做梦都没来得及想过，有一天我会让儿子扶着我走路。住院以来，很多朋友批评我太不顾及身体，其实，我经常在对自己说：“谁都说你爱儿子，可对儿子最大的爱，莫过于有个好身体，将来少给他添麻烦。”这真是累出来的一点心得。前几年，母亲经常生病住院，兄妹几个，只有我在母亲身边，没人可分担，我天天四处奔波，顾了老的，又放不下小的，累得不浅。再设身处地想想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天，老得无助、老得虚弱，只能麻烦儿女。我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早、那么快。
散步回来，我躺到床上闭目养神，打个盹，醒来，见儿子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一本速写簿摊在他腿上。我拿过速写簿翻看，速写簿里面的卡纸是五彩的，在几张苹果绿的卡纸上，画的是我，躺在病床上，苦着脸、闭着眼，两条眉毛也成斜挂的八字。而在画的右上方，有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
“妈妈化疗，去医院陪她走走，感觉没和她那么近过。一起生活的二十年，我似乎从没陪她这样走过，也没好好安慰她、关心她。我错了。她老了。在我的搀扶下，她很满足地走着，我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慌张、内疚与自责，我欠得很多，真的，这是还不清的一笔债啊。妈妈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从没意识到的财富！”
我老了？！我是财富？！
两行带着体温的眼泪洇湿了我的面颊。悄悄合上儿子的速写簿，我也悄悄合上了热泪盈眶的眼睛，并悄悄对自己重复着那句话：“对儿子最大的爱，莫过于有个好身体。你不能老！”
我不老！不老的心，可真是财富啊。
２００２年３月６日
化伤痛为哲学生命线
今天出院。终于回家了。像一只即将被放飞的鸟，我兴奋了一夜。虽然，我没有过“也许不能回家”的悲观情绪，但在拿到医生交给的“出院诊断”时，我才知道，我的胃是“次全切除”，少了一个重要器官，残缺了。整整一个月，接受了一次手术、一次化疗，可我闯过了第一关。
回顾“闯关”的第一个月，不能不提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小草医生”。哥哥赶来上海的第二天下午，带来一位老中医，说“老”有些过，那位中医看上去近六十的样子，天庭方正，红光满面，透过镜片的眼光，精神又祥和。哥哥介绍说，老中医名游默，刚出版一本名为《小草养生治病》的书，收集了不少流传于民间的一些神奇秘方。一听说老中医有“神奇”之功，我不由地振作。但在哥哥他们进门之前，我因为上午多次腹泻，气虚神散，人也软塌塌的，像只倒空的布袋。哥哥一脸紧张，眉头皱成了大疙瘩：“你脸色很不好，怎么啦？”但游默医生走到我床边，口气却轻松：“你看起来不错么，比他们讲的要好得多。”我马上表白：“我在拉肚子，否则，脸色还要好。”这时，护士送来一碗红豆粥，游医生说：“趁热喝两口，你脸色马上就会缓过来。”受到鼓励，我像个听话的小女孩，一口接一口地吃起来。半碗粥下肚，游医生放开沙哑的嗓门欢声地喊道：“你们看，你们看，我们一来，阳气充足，她脸色马上不一样了吧。”他哈腰，一边摘下眼镜一边拿起我的手仔细端量。
“游医生，你会看手相？”我积极配合，尽量撑开手指，让掌上那些横横竖竖、支支叉叉的纹路显现得更明确、更清晰。
游医生换了一副小框的老花镜，眼光只盯着我的手腕处。曾经也被人看过“手相”，略知一二，那地方大概有“生命线”。至于事业、爱情什么的，对于现在的我，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果然，游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你的生命线很长啊！”
一句顶一百句。我顿时眉开眼笑。
“星儿，你放心了吧？！”人民出版社的陈黎黎把头凑到我手上，她是《小草养生治病》一书的责任编辑：“游医生还给我一部专门研究手相的书。”
“什么时候出版？！”我的心情似乎比作者本人还迫切。我是有私心的，显然，我希望我的“生命线”确实被游医生说中。而“说中”的前提是：所谓“手相”，必须有科学依据。
“我们社领导还要审稿呢。”黎黎回答。
“出不出版都没关系。我家里有底稿，星儿老师想看吗？”游医生口气慷慨，像对待老朋友。
“想看，想看。”我又急忙纠正道：“但别叫我老师啊！”
“等你出院吧！”
“那当然。”
其实，我恨不得马上看到，我需要证实这句话：“你的生命线很长！”
游医生看了我的手相便匆匆告辞，仿佛给“生命线很长”的病人开了药方，他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可我知道，在我病床周围的亲友，只把游医生看手相当游戏、当玩笑而已，没有一个人会记住他对我的判断，更没有一个人在意我内心的反应。而且，是在华山医院的病房里“看手相”、谈“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