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除了化疗，再没有别的治疗措施？真的别无选择？
这质疑，像块不消化的骨头鲠在我心里，如果勉强自己做化疗，我心里就是不痛快。我矛盾极了，一方面，我应该信任、尊重医生和医院对我的治疗，可另一方面，我对化疗的残酷性充满愤怒和仇恨。有一点，我坚信不移：这样不人道、不人性的治疗，总有一天会取消。
但“这一天”离我遥远，可望不可及。在“这一天”没到来之前，我只能唉声叹气地接受第二次化疗。可刚刚开始第一天输液，我情绪之波动，几乎使点滴进行不下去。一小时一小时地熬啊，我只能消极、沮丧地说服自己：“熬吧，熬过一次少一次！”可一想到后面还有四次化疗要熬，我不寒而栗。
收了血压机，那位护士小姐体贴地抱来一件她们值夜班时穿的工作大衣，全棉的，厚厚的，深棕色的。紧紧地裹住棉大衣，暖和了，我这才慢慢地恢复心跳，凝滞的血液也似解冻的河，终于缓缓流动了。“妈妈，你穿着棉大衣，像头熊。”儿子一边帮我搓手一边取笑。我倒是很希望自己真是一头熊，藏在绒绒的皮毛里，憨实、强壮，再恶劣的环境也能抵御、也安然无恙。
想到熊，莫名的亲切。在北大荒的雪地上，我们常常看到熊的脚印，我们称它“熊瞎子”。而在医院的观察室里突然想到北大荒、想到皑皑的雪地，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油然而生，我的心平复了、沉静了、泰然了。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
化伤痛为哲学牛耕，语出惊人
唐静恺约了马永杰一起来看我，她们都是我北大荒的老战友，虽然，我们都不在一个团、不在一个农场，而我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们已经离开北大荒，到了省城哈尔滨，幸运地考进“省艺校”戏剧班，专攻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我1976年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帮助工作，错过了1977年高考，1978年才步她们后尘，梦想着也能进大学，或者读中文、或者学写作。那年，中央戏剧学院来黑龙江招生，考场就设在省艺校，我从鹤岗坐夜车到哈尔滨赶考，就睡在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宿舍里，拼两张桌子当床，幸好是夏天，怎么都能将就了。我庆幸自己在省艺校有北大荒战友，不仅有吃有住，而且，她们的课本和阅读书目，也成了我的复习资料。现在仔细回想，具体的考题，一道也想不起来，但睡在艺校女生宿舍桌子上的情景，晃如昨日、记忆犹新。这特别的床、特别的夜，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幕啊！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在我命运的紧要关头，唐静恺、马永杰这两位北大荒老战友对我的帮助，非同小可啊。
而这次得病，来势凶险，我的命运仿佛又到了一个危急关头。遇到这样的“关头”，两位北大荒老战友来看我，我除了高兴，还有隐隐的预感：她们的出现似乎又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当然，这预感只可意会。
果然，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又一次出现又是带着戏剧性的。她们捧着大束的花上楼，未见其人，我已听到了她们豁朗的笑声，没等进门，马永杰笑嘻嘻地对我说：“星儿，我们还带来一个人，你看看，还认识么？”
跟在两位女士后面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我觉得眼熟，愣了一下，但马上叫起来：“是牛耕吧，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牛耕也是我们北大荒的老战友，他是北京知青，是三师团的笔杆子。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批活跃的业余作者。我记得，最后一次见牛耕，在哈尔滨他家作客，那时，他已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了，娶了一个哈尔滨知青为妻，还生了一双儿女。一晃二十年，偶有牛耕的消息，断断续续，先是听说他离婚了，又传言，说他来上海做生意了。有这样的消息很正常，这年头，久别的朋友，有再大的变化都不足为奇。
老战友、老朋友重逢，自是欢天喜地，团聚的气氛让人高兴、让人放松，曾有过的经历都像脱掉的外衣，每个人都好像回到了从前，大声说笑，真相毕露。我也完全忘了身上的病，拔高声音与大家一起谈笑风生。但偶一留神，我发觉牛耕看我的眼神与众不同，似乎带点静观与思索的意味。听马永杰介绍，牛耕今天刚从香港飞回上海，出了机场就直奔浦东，他只说：“星儿得这病，我一定要去看看的。”我只以为，我成了众人关注的病人，老朋友、老战友虽十多年不见，一旦耳闻，必定会来看望，而探视病人，有点异样、有点不自在，也是自然的，总要表示安慰，可安慰的话最难达意。其实，什么安慰都无济于事。牛耕倒是没说一句安慰话，他一直缄默不语，好像名副其实是来“看看”的。但“看”到一定程度，当我谈起化疗情况，牛耕突然侧过身正视我，郑重其事地开口了：
“陆星儿，我觉得你做化疗……”
牛耕的眼神让我不假思索地蹦出一句：“你觉得我做化疗挺亏的？！”
牛耕点头：“是的。你身上没有癌。”他口气平淡，却语出惊人，竟说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坦言的，猛一听，似乎有点凭空妄断。
马永杰立刻朝牛耕瞪一眼，两颗眼珠都快鼓出来了，显然是责怪：“人家医院有病理报告为证，你怎么可以随便否认？！”
牛耕对马永杰的责怪不以为然，一脸自信。
我却又惊又喜。这是手术以来听到的第二句对我极为有利的断言，第一是游默医生的结论：“你生命线很长！”接着，就是今天这位不速之客的“妄断”：“你身上没有癌！”而我所以惊喜，更主要的原因是，游默医生和牛耕对我的“结论”，和我自己的感觉一拍即合。并且，我立刻意识到，这位不行医的牛耕同志，是有“特异功能”的，否则，他哪敢在老战友面前痴人说梦。我不由地追问：“牛耕，以前没听说你还有这功夫？！”
牛耕笑而不答。
马永杰用半认真、半讥讽的口气说道：“人家现在是大师啊。前年，我们一起吃饭，牛耕莫名其妙地警告我：马永杰，你的肾有问题，要注意啊。我当时根本不以为然，我健康得很么，唉，去年，我得肾炎住院了。这家伙！”为表达一种无法说清的、复杂的感觉，马永杰很感慨地又拖一句：“这家伙！”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牛耕“一定要去看看”的意思了。他一下飞机迫不及待地赶来，他的“看”，不是一般意义的，他是真要看出点名堂，看出所以然。我很幸运，让他看出了这样一个利好的、鼓舞人心的结论。尽管，对牛耕的结论，其他人都是将信将疑的。但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的感觉。信则灵。这是有病以来，我最大的改变。尤其对生命的感觉，只有自己才能揣摩到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
我的这几个北大荒老战友现在都是忙人，来去匆匆，小坐一会儿他们便告辞。送走客人，人去楼空。我也累了，但又余兴不止地琢磨着这句话：“你身上没有癌！”——牛耕的话确实惊魂，使我坐立不安，在屋里来回乱转，像头疲乏的困兽。如果说，在看到病历上“ＣＡ？”的字母时，如同晴天霹雳，那么，今天牛耕的“妄断”又把“ＣＡ”一笔勾销，这对我，同样有“晴天霹雳”的震动，还颇有“云开日出”的喜悦。当然，我不会轻率地用牛耕的结论代替医院的诊断对外宣称。我的相信，是基于“北大荒”的缘故，毕竟是几十年的战友，如果没有把握，牛耕决不会信口开河；毕竟性命交关，如果世故一点，牛耕完全可以回避、可以缄口。虽说，我对“特异功能”缺乏了解，但我的相信，也不盲目，因为中医的诊断就是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第一位的，这是很科学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心理不同的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应出来。这样的“反应”和“表现”虽然是细微的，甚至是微妙的，但一定是有规律可寻的。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感觉、体会、捕捉“细微的反应”和“微妙的表现”的能力。为证实牛耕的这种能力，不等马永杰回到办公室，我就拨通她的手机：
“牛耕的话是不是为了安慰我？”
“一走到楼下，我就怪牛耕，怎么可以对星儿说这种话，会耽误她治病的！但牛耕一口咬定说，他就是这个感觉，他说，他一直在很仔细地感觉你。”
“他的感觉真的很灵吗？”
“还是这句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我宁可全信。”我对马永杰说。
自从病理报告给了我确定的诊断后，不知为什么，我对“病变”、“癌症”的结论一直很拒绝，这种拒绝，不是存心的、故意的，心里好像就有一扇无形的门，严实地阻挡着病历给我的那个严重的诊断，我就是不觉得真有那坏东西长在自己身上。我确认，开刀了，切除了胃部的病灶，即使有“坏东西”，也被连锅端走了，不存在了。至于，是否还有残留，是否已经转移？对医生描绘的这些可怕的、种种的可能性，偶尔会侵袭脑海，但我不愿多想、深想。我的“不愿”和我对自己的“确认”，是那样执拗，铁板一块。我确实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执拗的“拒绝心理，究竟说明什么？有一天，我偶尔读到美国一位女作家的一段话：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个精灵伴随着他，只要他们留意精灵发出的信号，就能使他们保持明智。即使它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至少它总是能提醒我们不该做什么。”
读到这些话，我顿时恍悟。也许，我心里的“拒绝”，就是伴随我的“精灵”在向我发出信号，是精灵在帮助我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植入一种否认的意念，这当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心情和心态。古人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是生命存亡的根本。人是一个整体，生理和心理是有机的、是互动的，所以，要战胜疾病，固守精神情志是第一位的。而伴随我的“精灵”已不由分说地为我确立了“第一位的东西”，对这种情不自禁的“确立”，我应该把它看做是心神赐予的“天机”。
无论是否真有精灵、真有天机，但我总觉得，与这几位北大荒战友的见面，使我有了明确和支持，原来，我内心的“拒绝”是不无道理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态度，好像有点唯心主义，但不可否认，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又想到了在北大荒那些被精神所支撑的、荒凉的日子。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可以在北大荒找到源头，包括这次得病……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２日
据说，喜欢回顾是衰老的标志。
病了，很多时候只能回顾，并情不自禁地追溯。天天躺着，静静的，有气无力的，连看书、看电视都觉得累，惟有闭目养神了。闭上眼睛，脑子却醒着，像一泓清澈见底的池水，水波不兴，又同镜子一般，真切地映照自己，而且，比照妖镜还灵，使人从里到外原形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