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新任CEO伊梅尔特并没有完全延袭前任的成功之道，而是针对现实与未来做出了许多变革，有一些举措甚至与前任的战略意图相反。如果说成功者有什么共通之处，大概就是成功者在选择战略时，通常较为慎重。他们的作战，往往是因为有较大的获胜把握，同时失败了所受的损失也不大，即使困难较大，但胜利的报酬值得冒险。他们缜密地权衡了风险与战果。在旁人看来，成功者经常冒着很多风险，这也是成功者能获得美名声誉的重要原因。但是，成功者的风险，都是有计划的风险，而不是失败者所常冒的愚蠢的风险。
成功者的肖像——第十章 成功者的模式与众不同的“战斗方式”
与众不同的“战斗方式”
孙子有言：“先为不可胜而后胜。”成功者正是如此，他们仅在于确有信心，确信其胜利的成果足以应付失败的后果时，才甘冒风险。而职场上的失败者，不能正确计算其成功与失败的风险，因此，他们不但在失败时失败，甚至他们得到胜利时，由于不知道如何对待其胜利，因此也失败了。对这些人来说，一次误打误撞的胜利，也许比完全没有胜利还要糟糕。
ING安泰人寿总裁潘乐昌先生在初入行时，便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成功的模式与策略：“凡是交到我手上的工作，我都把它当做是自己的事业，拼命秀给大家看。因为有‘我的参与’和‘我的努力’，一定做得比别人好！”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在短短三年内，他职位连跳三级，一路高升，打破了公司过去的传统。
潘乐昌先生为自己的成功模式做的总结实在不太高明，以至于有可能会误导后进者。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的两个故事，可以理解得更深一些。
因为他表现“突出”，很快就赢得总部的赏识，并且在业界打响了名声。当时友邦集团在马来西亚除了一家分公司之外，也与当地人合资经营了另一家寿险公司。这家公司规模很小，只有100多名业务员，成立了十多年一直在亏损。公司于是派潘乐昌过去帮忙，先是担任副总一职，不到一年总经理生病住院，改由他独挑大梁。接任后，他就开始苦思如何扩大公司的业务。原来的小股东们当然不肯再投资，没有资金投入如何能够推动新业务呢？苦思良久，他推出一套“冒险”的做法，结果又获得成功。事后他总结：“利用改变传统佣金的发放方式，让这家小公司转亏为盈。我胆敢尝试这套新做法，一来因为公司小，业务员才100多人，还能够安抚住人心；二来我将业务重点放在招募新人上，打出的口号是“佣金虽少、训练最好”。因为我们将佣金成本花在教育训练上，所谓“送你一条鱼，不如教会你钓鱼”，对行业里的新手来说还蛮有吸引力的。过去从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这样大手笔地训练新人，借着改革，我终于将多年的理想付诸实现。”也就是说，即使原有的业务员大部分不认同潘乐昌的改革方案而离职，他仍可以凭借新人来推动业务。因此，他不会失败，也不可能失败。
潘乐昌在友邦保险马来西亚分公司做主管时，工会与公司对峙，经常有人电话威胁在大楼安置了炸弹，弄得全公司人心惶惶，无法正常上班。几次下来，大伙也知道是谎报事件，但基于安全顾虑，每次还是丢下手边的工作全员大撤离，真是到了不堪其扰的地步。有一天，又有电话打进来说公司被安置了炸弹，这一回潘乐昌铁了心，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就是什么动作都没有，让全公司员工继续上班。事后很多同仁吓坏了，认为他不该拿大家的生命安全当赌注。潘乐昌告诉他们并不是“枉顾”人命，而是很笃定当天根本不可能会发生意外。因为公司已连续两天被警告说装了炸弹，人员疏散了两次，警方也做了两次大清查并且处于加强戒备中，歹徒怎么可能在第三天一大早就又安置了新炸弹？众人这才明白，他虽然大胆行事，其实心思细密。潘乐昌颇为得意地说：“我是个精算师，我要冒的风险，一定都事先‘精算’评估过。”果然，从此以后公司再也没有接获“诈弹”电话的威胁。
事实上，潘先生的成功模式可以这样总结：“凡是交到我手上的工作，我要利用我与众不同的‘精算’能力和出人意料的操作方法，不仅比别人做得好，而且是别人想不到的。反复运行这种看似冒险实则安全的操作模式，为自己的成功不断垒石铺路。”
职场中人，很多都欣赏潘先生这种“创新”与“不按牌理出牌”，因为成功者似乎都有这两个特点。但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成功者与众不同的“战斗方式”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并经过从容的计算，从而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每一次胜利，都为下一次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在有计划的方针指引下不断向前迈进。相反，失败者的胜利却是偶然的、纷乱的，是无法与其努力相提并论的。失败者也许比成功者更能做事，但他们的成果价值较为低贱，或者毫无用处。同时他们的成果不能积累，没有形成连贯的模式。相反，他们的失败倒可以形成一种模式。
在我们的经历里，成功与失败必然交织在一起，失败或许是自己的过错，或许是因为不当的冒险，或许是由于未能适应情势的变化，或许是别人没有助一臂之力。在今后的职场生涯中，仍将会遇到成功与失败，我们最终将是什么样，并不在于目前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无论你为自己定下何种模式，基本点在于：确保成功大于失败。
印象就是现实——第十一章 永远站在主流之列被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大凡一个人物成功之后，大家都去看上帝，却忘了耶稣还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某人已经成功到你都知道了（他正好住你家隔壁的除外），那你看到的东西基本上也学不到了。名人传记最害人的地方，就是把成功之后的辉煌事迹一条不漏地大书特书，好像罗马真是一天建成的。
被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这样一位天王级人物，当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我要说的，不是现在的任正非，而是早年的他。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抗战时期，任爸爸在某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业余时间与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这段历史，是任爸爸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军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这怎么能解释得清楚。任爸爸为此受尽折磨。
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中，任正非说：“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父亲还是被揪出来，最早被关进牛棚。”
因为受任爸爸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任正非参加红卫兵。任正非参军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任正非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在他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惟有他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在部队党委的直接关怀下，未等任爸爸平反，就直接去外调查清任爸爸的历史，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任爸爸所在的地方组织。任正非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爸爸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了校长。
以上这些，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中都有详细描述。文章中任正非并没有直接表达出他的处世观，他只说了一句：“文革让他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事实上，父母的遭遇，对任正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他看着忠实于事业和党的父母仅仅因为家庭出身，始终不能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即使比别人多做几倍的工作也无济于事，当风暴来临也是第一个受难者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为社会主流所认可，否则注定一事无成。所以他参军，要把身上的颜色染红。在军队他做了那么多事，没有任何奖励，他能接受，在他心目中，入党比任何奖励都重要。因为能入党，就不仅是被主流所认可，也为主流所接纳。这方面，任正非做得相当出色。文革结束之前，他已经做到干部级别，以他的出身，相信非常不容易。他父亲的迅速平反，跟他入党有莫大关系。1976年之前，无论他工作多么努力，多么出色，荣誉与他无缘。而1976年之后他的际遇一下从地下到天上，为什么？仅仅是主流潮向变了。主流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强大，几乎没有个人可以抗拒得了。善良的人们往往会说“历史最终会是公正的”，但不要忘记“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某人某事的评价，永远折射着当代的主流意见。更何况，能被历史所记载、所书写的人物与事迹，毕竟只占少数。
也许任正非的经历比较极端，反差太大。但人在职场，乃至于人在社会，千万要记住，无论你如何定位自已，也无论你设定了怎样的目标，只要你希望有所成就，就一定要为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印象就是现实——第十一章 永远站在主流之列千万不可做“异类”
千万不可做“异类”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
小陈到一家公司做营运工作，很快就以其聪明和异于同事的奇思妙论闻名公司上下。企业内刊在介绍新人时，还赠送“怪才”之名给他。起先他很高兴，新进同事只有他这么有名气，只有他每说一句话都被人追捧，他的才华如此出众又如此被大伙所重视，所以他越发竭力创造惊人之言，做惊人之事。没几年，一起进企业的同事，甚至不少后进的同事都升上去了，他还在原地打转。他不服气，自己什么都做得不错，哪方面都比晋升的同事强，凭什么？
道理很简单，他所在的企业，是一个风气比较保守，强调团队精神，做事讲究按部就班、有板有眼的公司。小陈已经被企业的主流舆论定位为“怪才”，说明他的这种才在老板和大众眼里只能搞笑，没有实际价值，甚至有时还有点违反企业文化要求，他就已经是企业的异类。公司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