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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子的裂变和二战末原子弹投向日本平民，人类首次意识到新科学探索和技术在规模和持续性上的巨大差异。尽管参与这项美国政府最高机密计划——曼哈顿计划——的某些科学家对进行这项研究并应用其结果不无疑虑，也曾表明他们的担忧，但科学正统信仰依然具有压倒性的分量，核武器及其后的核能继续不受限制地发展。时至今日，其理由都是，尽管核武器与核电站对地球上人类生命的延续造成了潜在威胁，但军事安全性和足够能源供应的好处还是超过了误用、滥用或疏忽可能带来的危险。人们一直相信，不道德行为或事故的可能性能够被“理性地”避免、控制或至少减少。
尽管多数美国人继续支持欧洲的启蒙主义理想，对科学进步和技术追求怀有坚定的信念，欧洲人却正开始怀疑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陈规旧俗是否明智。正如治理、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等问题一样，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欧洲正开始和美国发生根本分歧。这种差异的核心就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风险的不同方式。
我们美国人为作为甘冒风险的民族而自豪。我们的移民祖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涉新大陆，白手起家，兜里往往只有几个硬币和对更好生活的梦想。当欧洲人和其他民族被问到他们最欣赏美国人的哪一点时，我们甘冒风险、敢作敢为的态度常常位居榜首。我们经常愿意为了一个冲动、希望或内心深处的情感而赌上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创造力、革新性和上进心。其他人看到的是困难和障碍的地方，美国人却看到了机遇。美国人最不喜欢的人身上的品质之一就是失败主义的态度，即因为害怕失败或始料未及的恶果，而认为某件事无法完成或不值一试。“你得试试才能知道”，这句话在美国历史上时时响起。倘若其他地区的人民真想知道什么最让美国人恼怒，就是这个了。我们受不了悲观主义，这种常常在我们欧洲朋友身上见到的品质。我们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尽管我认识的许多欧洲人说我们只不过是头脑简单。
我们的乐观主义常常和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信念纠缠在一起。据说美国人是个“修补匠”的民族。我成长的时候，工程师和牛仔一样备受尊崇。他被看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粗犷的个人意志，永远追求创造更好的机器。崇拜工程师的原因是他努力改善社会的命运，为文明的进步和福祉做出了贡献。我还记得深夜邻居家车库里的灯光，那是父子俩一起在自制的工作台上试验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引擎，梦想着实现可能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发明。
放弃这一切是困难的。它根深蒂固。它回答了我们是谁。但大洋彼岸的观点则迥然不同。并不是说欧洲人没有创造力。人们甚至可以说，历史上多数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不少主要发明都诞生于欧洲——尽管无疑中国人有权拥有其中一些荣誉。但欧洲人更多地注意到了科技的黑暗面。他们与科技的积极和消极后果都打过更长时间的交道，因此较少幻想。此外，直到后二战时代以前，欧洲的科学和技术都主要掌握在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手中，与对社会的控制和巩固阶级对立有关，而在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分布总是更加民主化。我本人母校——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创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托马斯·佩恩、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国父，他们不仅自认为是革命家，并且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并耗费大量时间用于科学探索和创造新发明。他们把美国设想为发明家的国度。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首创了现代专利法，以奖励美国发明家们的杰出才华。他希望专利法能够鼓励发明精神的民主化。它们的确做到了。
美国人继承了物质进步、追求自我利益和个人自主的欧洲启蒙梦想，并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与它携手同行，但与此同时，欧洲人与启蒙主义科技观念的关系却更带有试探性。就我们追求启蒙主义科技的毫不动摇的信仰而言，英国人同美国人观点最为接近。但是，由于来自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或勒德分子（Luddites）一类人的浪漫主义或好古守旧，即便是他们的热情时而也会受到节制。我们也有自己的梭罗（Thoreau）和反技术的民粹主义传统，但是这些反潮流的影响在美国不如在欧洲那么深入。
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科技观的分歧正在扩大，并成为一系列公共政策辩论的前沿，它带来分裂的危险，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对如何开展外交政策和实现本土安全的不同观点的差异。
《欧洲梦》 第二部分证明的责任（1）
证明的责任
近年来，令美国惊愕的是，欧盟已经逆转了向市场引介新技术和产品的标准运作程序。这种逆转开始于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向大自然引进转基因作物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给转基因食品的大规模引进亮起绿灯，并且在这10年之末，美国一半以上的农业用地都让位给了转基因作物。没有实施新的法律来管理对环境和健康潜在的有害影响。相反，援引的都是现行法律。也没有要求对这些产品进行特殊处理或贴标签。
在欧洲，反应截然不同。整个大陆爆发出对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抗议。农场主、环境主义者和消费者组织纷纷发表抗议，政党和各国政府也表明关切甚至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的销售事实上被叫停。同时，主要的食品加工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都发誓决不销售任何带有转基因特性的产品。
欧盟着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调查过程，评估引进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最后，欧盟制定了强硬的新保护措施，用来减少转基因作物和产品可能的危害。这些措施包括：隔离和追踪转基因谷物和食品从田地到零售店的过程，以防污染；在食品加工的每一环节都标明“转基因”（GMO），以保证透明性；生产转基因种子和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必须进行独立测试，并实行更加严格的测试要求。
美国政府指责欧盟是不公平竞争，并认为欧盟在利用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伎俩，试图在两大国争执不休的其他贸易相关问题上赢得美国的让步。美国贸易代表甚至威胁要在世贸组织里反对欧盟的转基因政策，认为它的限制政策有违现行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不理解的是，欧洲对引进转基因作物的反对不仅是为了赢得贸易事务中同美国讨价还价的优势而实行的政治策略，而是某种更加重大的事件。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作物的引进有着深刻的意义，它将挑战作为新生的欧洲梦之基础的许多基本假设。欧洲公众担忧，向生物圈内大规模引进转基因作物将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环境影响。他们也担忧这可能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后果。欧洲街道上的普通百姓和政府精英们反复提到的意见是，尽管大把的美元花在了使这种新产品做好进入市场的准备上，但对于评估这种崭新农业技术的引进可能带来的生态和健康风险，投入的谨慎、关注和资金却要少得多。欧洲人认为，由于转基因作物有生命、可繁殖、变异、扩散，也可能具有感染性并带来不可逆转的特殊环境，它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将是全球规模的，因此需要特殊级别的监控。
欧洲人同样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他们文化身份带来的影响表示关注。在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是，食物在保卫文化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许多人会认为，在维系欧洲不少文化的凝聚力方面，食物所扮演的角色和语言一样，甚至更加重要。美国人难以理解欧洲人与乡村生活、务农、食品的种植、加工和消费等事务之间紧密的文化关系，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放弃了这一切，变成了快餐的、商业的文化。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食品潜在地威胁到他们深层的信念，如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欧洲梦的核心原则。据公众舆论调查，89％的法国公众、81％的德国公众和74％的意大利公众反对引进转基因食品。平均说来，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反对转基因食品，而在美国，几乎一半（48％）的消费者支持转基因食品＇9＇。
转基因问题并非特例。欧盟正在稳步推进一条广阔的调控前沿，改变着决定新科技研究和产品如何被引入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条件和要素。在监督科技探索的程序和协议方面，它大胆的提案使欧盟远远领先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它近来产生的进行调节的热情背后，一个问题若隐若现，即怎样才能最好地以全球风险为模型，创造一种可持续、透明的经济发展方式。
2003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对化学制品实行一揽子新调控计划，以减轻对环境以及人和动物健康的毒害。这项新的法律提案将要求公司登记并检测三万余种化学制品的安全性，这预计将花费制造商们近80亿欧元＇10＇。在现行规定下，欧洲销售的化学制品总量中有99％没有经过任何环境和健康检测及审核程序＇11＇。欧盟环境专员玛戈·沃尔斯托姆（MargotWallstrom）说，“每年欧盟有4亿吨化学制品的销售是未经任何控制的。”＇12＇过去，甚至无从知道某门工业里使用了哪类化学药品，这使得几乎不可能追踪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规定将改变这一切。REACH＇13＇系统——代表化学制品的登记、评估和授权——要求公司进行安全和环境监测，以证明它们生产的产品是安全的。倘若不能做到，则产品将被禁止销售。
新的程序代表着与美国彻底相反的控制化学工业的方式。在美国，新发明的化学制品通常被评估为安全的，并主要由消费者和普通公众或者政府来负责证明它们会带来危害。欧盟把证明的责任倒转了过来。玛戈·沃尔斯托姆声称，“无须再由公众权威人士来证明它们［产品］是危险的了。如今由产业负责”证明产品是安全的＇14＇。
欧盟的新政策代表了处理风险的方式的大逆转。在美国，规章的制定主要是为了解决业已发生的环境问题。1976年通过的《毒性物质管理法》（TOSCA）是美国政府管理有毒化学制品的首要工具，但它通常被视为“对产业过于软弱顺从”＇15＇。绝大多数非杀虫剂类的化学制品在推向市场之前都根本没有经过筛选或检测。尽管《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要求在某些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之前就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陈述，它在联邦法庭上只适用于狭窄的范围，运用也受到了限制。即便当它得以运用时，满足《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最低限度标准如此软弱，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无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盟的调控方法被设计为在危害发生之前就阻止它。
要求公司在出售化学产品之前，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安全的，这是项革命性的转变。不可能设想美国也同样思考欧洲出台的这类预防风险的管理制度。在一个企业说客花费（毫不夸张地）数百万美元来影响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