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大汉帝国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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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大汉帝国风云录- 第6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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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皇帝亲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有“中兴”之称。
孝宣皇帝驾崩后,霍氐一族也就立即灰飞烟灭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随即失败。皇权独大,相权没落,大司马大将军等外威依旧辅政,内廷依旧权重,外廷依旧权轻,于是积弊成灾,就有了王莽篡汉之祸。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继而独揽权柄的。
光武皇帝中兴社稷后,吸取了前朝败亡的教训。他先把尚书台的权力加重了,自己独揽权柄。然后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一个“公”统领三个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手中。换句话说,国家权柄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他把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朝廷分开的原则彻底抛弃了。
光武皇帝中兴了社稷,也埋下了倾覆社稷的种子。
“制度。”李弘突然意识到赵岐问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权的制衡?”
赵岐惊喜地看着李弘,大声赞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玮脸显敬佩之色,不禁脱口问道:“大人怎么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难道你们忘记了,当初筹划建朝的时候,太傅刘虞大人、张温大人,还有老大人,其他诸位大人,都反复对我解释,为什么要用旧制三公为朝廷构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权,把皇权和相权分开,以控制外戚和宦官专权。”
赵岐高兴地连连点头。
几十年来,士人和奸阉为了争夺权柄,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约。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发动了讨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从而铲除沉疴积弊,重振社稷。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限制皇权,扩大相权。
袁隗大人为什么要给袁绍那份承制诏书?袁绍、韩馥和讨董联盟的大吏们为什么要执意重建皇统?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了很久,终于从这个问题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变既定讨董之策的原因。因为当今天子已经十岁了,再过十年,天子行了冠礼之后,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时间重建旧制,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李弘问道,“难道恢复一个旧制,十年时间都不够?”
赵岐叹了一口气,“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
李弘迟疑了一下,问道:“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
赵岐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李弘躬身受教,轻声问道:“老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赵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郑重问道:“大将军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二章 如临深渊 第十一节
李弘沉默不语。
自己一直以为,只要北疆稳定了,有充足的钱粮了,自己就可以统率十万大军拯救社稷,现在看来,自己这个想法真的很幼稚,很无知。士人认为武人没有治国的能力,看来的确有他们的道理。赵岐的一番话,让自己蓦然惊醒,许多模糊的东西突然之间清晰了。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要想中兴社稷,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
但是,自己除了强悍武力,没有其他本事。自己也许可以拯救社稷,但要想中兴社稷,显然是痴人说梦。
自己的本事,自己清楚。除了打仗,自己没有值得炫耀自傲和得到别人尊崇信服的地方。北疆这几年在自己的治辖下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主要是赵岐、左彦、李玮、朱穆、余鹏等一帮北疆大吏的功劳,自己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自己奉旨率军进驻北疆后,先是招抚了黄巾军,然后实施了安置流民屯田,放开盐铁经营,建立晋阳大学堂,发展大市货殖,实施农工商并重之策,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功,都依赖于这些北疆诸吏的出谋划策和他们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自己不过是这些北疆诸吏的一个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功绩和出众的学识。
自己没有独掌权柄之心,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惧怕成为董卓第二,祸害社稷苍生,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和留下千我骂名。所以在离开河东前,自己也和徐荣、麴义、朱穆等人商谈过朝廷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长公主和朝廷决意要铲除韩馥和袁绍等州郡大吏,那自己就要执掌国事,因为朝廷现在就剩下了北疆和幽州了。除了自己,没人有资格。然而,凭自己这点能耐,肯定要走上董卓的老路。
执掌国事独揽国家权柄,和统领一州军政是有本质区别的。自己能治理好一州,但未必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自己能统领一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能得到他们的忠诚和拥戴,但自己能统领十三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吗?能得到天下人的忠诚和拥戴吗?
董卓就是例子。董卓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重复一次。除了武人的身份以外,还有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抗。国策上的连续失败,州郡之间的武力冲突,社稷已经因为董卓的原因,倾覆在即。如果再因为自己的原因,乱上加乱,那可就要即刻崩溃了。
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也没有信心和勇气承担这个重任。自己现在很怀念过去在先帝和朝廷的指挥下征伐四海的日子。想起来,那是自己最快活的时候,除了打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
赵岐和李玮非常专注地看着李弘,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弘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李弘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张温和崔烈等大臣准备放弃中兴社稷之念,撤销晋阳朝廷,重新尊奉长安朝廷,把本该李弘的权力全部还给李弘,几个人到晋阳大学堂授学去,不干了。这样既能帮助李弘免去了挟持长公主和朝廷的罪名,也免去了朝廷助纣为虐之祸。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李弘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是,现在刘虞走了,能主掌权柄,能指挥李弘而又能坚定改制的太傅大人走了,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李弘了。如果李弘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李弘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李弘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干,也会被李弘以大汉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赵岐抬头看看李玮,使了个眼色。
李玮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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