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随即又商讨了一下河南各州和京畿一带的形势，仔细分折了各方势力的优劣，均感觉在五年内平定天下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大家的话题再度转移到了新政上。
实施新政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士人内部，尤其是研习今文经学的众多地方大吏和门阀世族。
目前聚集在长公主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和冀州、北疆诸府的士人派系非常复杂。如何制衡各派系士人的势力，成为新政能否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
这些士人有的来自关西弘农，比如杨阀的杨奇。有的来自关中，比如马阀的马日磾、赵岐。有的来自陈留，比如蔡邕。还有的来自颖川的陈纪、陈群父子，来自汝南的袁滂、袁涣父子。
有的士人来自河东，比如卫阀的卫固、卫觊，富豪徐陵。
有的士人来自太原，比如晋阳的王柔、令狐邵、郭蕴、孙资、王泽、王昶父子，前司徒王允的儿子王晨、侄子王凌。
有的士人来自幽州，比如涿郡的卢植，皇室宗亲刘放，右北平的田畴（田畴已被李弘召回邯郸）。
有的士人来自冀州，比如崔烈、崔均父子，他们出自冀州第一门阀安平国的崔家，还有河间的邢颙、中山的甄俨、甘陵的崔琰、崔林兄弟。
来自河内的士人最多，有避祸到冀州司马门阀的司马芝、司马朗，张阀的张范，还司马朗的好友赵咨、常林，还有河内获嘉人、陈留大儒边让的弟子杨俊。
听到这一连串的名字，来自颖川荀氏门阀的荀攸有点骇然心惊，他万万没想到这小小的行辕内竟然聚集了这么多门阀世族的子弟门生。
学术观念上的分歧导致了各方在治国策略上产生了重大冲突。如何减小分歧，缓和冲突成了当务之急。
张温、崔烈等人提供给大将军的名单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在学术上和官场上的对手，这次大将军举刀一杀，虽然帮助他们减少了一部分阻力，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大将军如此嗜杀，那将来会不会对曾经帮助他的人也举起屠刀？
为了安抚冀州各地的门阀世族，减小今、古经学士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宣扬和推广新政，张温等人决定扩建邯郸大学堂，延请各地硕儒名士到邯郸讲学。
这时襄楷大师正好带着众弟子随同流民一起北上到了冀州。赵岐、蔡邕等人大喜，首先把他请到了邯郸。
不久，张温、卢植、丁宫、马日磾、袁滂、陈纪、蔡邕、赵岐、杨奇、襄楷等十位名震天下的硕儒名士联名写了书信，由襄楷大师的弟子分头送达各处。
这次延请的名士有巨鹿郡的鸿儒张牛В秸排＇处避祸的颖川人胡昭，还有就是青州北海的郑玄。
郑玄大师今年六十五岁。
大师先习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是本朝名震四海的“通儒”，是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亥年轻时，赴京城洛阳太学受业。他从师于第五元先（第五是复姓），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其中《京氏易》、《公羊春秋》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三统历》、《九章算术》是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
几年后，郑玄又从兖州东郡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尚不以此为满足，又从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地，遍访名儒，转益多师，共同探讨学术问题。
三十七岁时，郑玄西入关中，通过卢植介绍，师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马融是扶风茂陵人，学识渊博，曾遍注儒家经典，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郑玄投学门下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
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一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马融于是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当场解决了问题，这使得马融惊叹不已。此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亲自授学。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了七年，因其父母老迈需要归养，于是向马融告辞回归故里。马融认为郑玄一定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会因为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郑玄在经学界泰斗地位的确立，源自于本朝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第三次大争论。
十几年前，孝灵皇帝朝时，本朝的今、古文经学两派曾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这是两百年来，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第三次大争论，起因是因为一本书。
本朝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先生用十七年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本朝今、古文经学两派的争论焦点其实都在《春秋》三传上，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
《左氏春秋》本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没什么关系。刘歆校秘书典的时候初次见到，他认为此书流传不广，必须借经学而大力推行。所以奏请天子，要求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
当时的今文经学博士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左氏》，拒绝其进官学。虽然古文《左氏》最终未能被立为官学，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本朝前两次今、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范升、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都是由《左氏》而生。
何休对今文经学家李育在与贾逵的论争中未能占到上风感到非常遗憾，而时下《左氏》越来越兴旺，《公羊》已经退无可据。面对这样的窘境，何休打算以攻为守，于是著立《公羊春秋解诂》，打算重振今文经学在学术上的绝对地位。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育》以反驳何休的论著。
争论旷日持久，争论的最后结果还是今文经学处于下风，今文经学再度遭到重击。
何休见到郑玄的驳论后，对郑玄很佩服，但他也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
何休和郑玄两人之间的争论以郑玄的胜出而告终，古文经学的地位因此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叹服。当时京师人称何休为“学海”，郑玄为“经神”，郑玄的声望远超何休，追随郑玄学习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生，兼采今文经学之长，混糅今古文家法，融会为一，整百家之不齐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经学理论。他利用自己这套独特的理论。从“通学”的立场上《春秋》三传作综合研究，最终解决了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清除了两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肯定了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基本上结束了这场长达两百余年的今、古文经学的大争辩。
但问题是，因为受当时情况的限制，这场关系到今、古文经学两派生死存亡的大争论并没有击垮今文经学在官学上的主宰地位，这场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大争论的结果也没有以诏书的形式遍告天下州郡的学堂和士人。所以，今文经学派的顽固势力利用自己的官学地位，不断地向古文经学派展开反击，负隅顽抗。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今、古文经学两派官吏在学术上的分歧和在治国策略上的矛盾，以便顺利地实施新政，推行诸项改制措施，张温、卢植、马日磾等人这次打算把他请出来，让他开堂授学。把他的“整百家之不齐”的先进学术思想和理论告诉天下士人，让他在两派士人中大力宣扬自己融会贯通了今、古文经两派学术的新的经学理纶，以消弭两派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
张温、卢植等人的主张得到了上上下下一致赞同。
李弘当然求之不得，他当即派出一百武技高超的亲卫，随同郑玄大师的弟子崔琰，数名大知堂弟子，往徐州寻访郑玄大师。
郑玄最早隐居于青州北海的不其城南山。黄巾军起事后，因粮食断绝，随即遣散学生，往高密而去。后来高密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到徐州投靠陶谦。陶谦以师友之礼待之。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经书。
崔琰出身官吏之家，好击剑，尚武事。二十三岁才学《论语》，二十九岁时，他和好友公孙方结伴往青州，拜师于郑玄。崔琰一直保护着老师，跟着老师颠沛流离，直到老师安顿下来后，他才归返故里。
崔琰的弟弟崔林此时已被太守许混征辟。许混听说崔琰回来了，大为惊喜，亲自跑到崔府相请。结果此事被崔烈知道了，他二话不说，请大将军写了一份调令，把崔琰、崔林一起调到了大将军府。许混懊悔不迭。人都让大将军府抢去了，自己白高兴一场。
八月底，李弘和张温等人经过仔细商议，在三府之间合理调配了诸多从事掾属。
长公主本来不参加具体政务，只负责巡檄监察之职，但李弘把长公主的权力扩大了。长公主不但负责巡檄各州郡，监察检举不法，还负责新政的制定和修改，督导诸府实施新政，主掌宗庙祭祀事，主掌博士祭酒等教育事，督领晋阳和邯郸大学堂，监督各地乡评，帮助北疆和冀州各府选拔人才。张温、卢植等诸多老臣，荀攸、张范、司马芝、崔均等诸多大吏全部隶属于长公主府。
大司马府和大将军府不再合二为一，而是军政分开，各理军政。
大司马府主掌六州四郡的政事，督领屯田事。在六州四郡推行新政。有关新政的各项具体措施由长公主府和长公主府主要大吏共同议定。大司马府负责具体实施。
大司马府由长史李玮、司马谢明负责日常事务。余鹏、唐云、尹思、崔琰、卫觊、徐陵、袁涣、刘放、刘范、孙资、司马朗、赵咨、王凌等人任职十三曹掾。
大将军府主掌天下兵事和六州四郡的军政。
大将军府由长史朱穆、司马田畴负责日常事务。陈好、陈群、郑演、傅干、邢颙、甄俨、崔林、王昶、王晨、常林、杨俊等人任职诸曹掾属。
张温和卢植等大吏提出了一项改制措施。
在此特殊时期，应让鲜于辅和徐荣两位将军各领一部北疆军政，以减轻大司马府和大将军的压力，确保政令畅通和北疆的稳定。
大将军李弘欣然同意，命令安北将军鲜于辅督领并州军政，龙骧将军徐荣督领河东和关西两地军政。北疆的武人开始拥有地方军政大权。
大汉国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九月。
李弘和三府大吏仔细商议后，分别给袁绍、曹操、张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