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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涂山集》卷七有《寄怀余澹心》一诗：
西华桥畔昔为邻，一日花间醉几巡。别去凤台三岁客，忘归虾菜五湖人。兰芳过雨谁同臭，竹箭经霜始见筠。回首蒋山云物变，青袍无数泪痕新。
此诗作于甲申以后第三年（丙戌），时澹心已离开南京，别居苏州，因有颈联两句。诗中回忆过去在金陵结邻时看花饮酒的旧事，感叹沧桑之后的变化，称赞了故人的峥嵘晚节。
澹心住在苏州的时间似乎很久，曾与杜于皇、龚孝绪等同祭三原韩诗，时在康熙初年。见张贲《韩圣秋先生哀辞》（《白云集》卷五）。又曾游嘉定，参加侯大年等欢迎宋荔裳举行的诗会，刻有《明月诗筒》二卷。康熙二十一年又曾到海盐去访汪森，《裘杼楼诗稿》卷五有《壬戌秋余澹心访予武原》诗，后附原倡。澹心与汪森、汪文柏兄弟都有交往，在海盐还曾与涉园主人倡和。澹心诗有“吴门忽遇周筜谷，说道相思已十年”句。筜谷是周筼（青士），是汪森华及堂中的上客，澹心就是由他的绍介来访的。在苏州时还为钱岳的《锦树堂诗鉴》、为震泽许振兴的《得闲草》撰序。到了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澹心还在苏州两次参加了尤侗招集的揖青亭诗会，座中的贵客是苏州织造曹寅。这时澹心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行辈最尊。大约就在这时曹寅请他为《楝亭图》卷作画题诗，澹心草草应命，连上款都没有留，属名是“旧京余怀”四字。诗写得也颇诙诡，“赏心亭子说秦淮，今日风流让署斋”。这是说今日“旧京”“风流”已为曹氏父子这些新贵占尽了“准咏君家华屋句，白杨风起恸西州”。也不是什么好话。这使我们今天也还能想见这个老头儿落落的姿态。曹寅不是白痴，但却表现了恢宏的气度。在他看来，能得到余澹心一幅诗画，其实就是很高的成就了。这以后我就没有再发现过有关澹心的诗文记事，也不能知道他终于何年。
新出版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收入瞿鸿机《余澹心先生巾箱图，图为恽、杨合作》一诗，有这样的句子：“……持示巾箱图，澹心淡于菊。言从武夷顶，栖隐青溪曲。过江风景异，山带前朝绿。怀古立苍茫，诗成唾寒玉。幽情建业钟，独寐槃阿轴。椎髻与蓬头，妻儿从耕牧。西亭为写真，南田为画屋，孤标夐三绝，仙骨无由俗。出处各薰莸，骥尾惭芝麓……”可知这是杨晋、恽格合作的一幅画，当是澹心中年以后的画像，不晚于一六七三年。画中人还有龚孝升，他与澹心是“眉楼”中的旧识，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不过却被瞿子玖奚落了—通，这是作诗时在“遗民”这一点上发现了与余澹心的—致性，顺便大发其遗老感慨的结果。
附记
偶读陈援庵论吴渔山生平文，知道余怀曾为《墨井诗集》作序，因找出康熙飞霞阁刻《墨井诗钞》翻阅，果然在卷首看见，“壶山外史余怀题于松陵道上风雨舟中”的《〈写忧集序〉序》。陈先生说：“康熙元年渔山丧母后，频客吴兴，有《写忧集》，即余怀所序者是也。”可知此序当作于康熙初元，也就是余怀与墨井频相过往的时期。余《序》说：
今年五月，同游霅溪。观其《写忧》一集。襟情闲放，气调苍凉。拊掌吟咏，想见其解衣磐礴，放笔写直干时也。诗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噫，忧从中来，其何以写之哉！
澹心比墨井早生几二十年，视之如小友。援庵先生说：
渔山明之遗民也。生瞿式耜之乡，永历之亡，渔山年三十矣。《墨井诗钞》托始于无端曰“十年萍迹总无端，痛哭西台泪未干。到处荒凉新第宅，几人惆怅旧衣冠。”渔山盖有隐痛也。
从这里可以知道《写忧集》所写与澹心序中所说的“忧”的内容实质，也就是他们之间友情的基础。
1981年12月12日补记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1）
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元刻本。这是一册很别致有趣的书。
十多年前，一个经常收书于长江北岸的书友，一天很神秘地告诉我，说有一册好书，即将从扬州寄来，却不肯透露书名。我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也免不了怦然心动。连日走访，都无消息。有一天，又看见他在书案边埋头装订一本古书，凑过去看时，才知道就是新到的这本“宝书”了。
他是嫌原书太薄，正在努力加衬叶，想化一本为四册，我连忙阻止他不要罔费精神，还是原订的一本好些。后来几经磋商，终于由我变卖了几十部旧本，换来了这一本“宝书”。然而我依旧很感谢他。
这是一册有关岳飞的书。元板元印。黄棉纸。分两个部分。上部是《宋史》的第三百六十五卷，是岳飞和儿子岳云的列传；下部是《岳忠武王庙名贤诗》，题“住山僧可观录”。卷前有“鲍以文藏书记”（失文长方印），“小山堂书画印”（朱文方印），“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印）三颗朱记。可见这是先后经过赵谷林、鲍廷博之手（他们都住在杭州），后来又转入“怡府”的。至于这次从江北来到上海，那来由却不详。当交易成功以后，书友才把原来装在书后的一叶原跋给了我。这是一位名叫“君举”的题跋，他说这书是“竺樵”所藏，此跋写于辛未，君举和竺樵时正“同客浙学使濂翁署”，跋中说：
僧可观生平未详。观郑记后有至元六年庚辰字，则为顺帝时人。又书尾题“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己卯乃庚辰前一岁，岂明建文元年之己卯欤？疑莫能明也……细詧之，此本的为元刊，或至建文时高会重将旧板修补整次，复于尾末著己卯云云……
皓首学术随笔卷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这位君举的板本学并不怎样高明，他连安乐堂是谁家斋馆都不知道。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就是那位书友为什么要撤去此跋的原因所在。如果己卯真的是建文元年，则元板即将化为明板，价值必将大减。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如果这本书确是建文刻本，那价值反要大增。因为建文前后只不过三年多些，朱棣就率兵“靖难”了。因此历来藏书家都未见过建文本。至于元板，那就多得多了。吴兔床不就号称所藏有“千元十架”么？笑话尽管是笑话，但前面那个疑问依旧不曾解决。
《宋史岳飞传·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宋刻本记旧板书，照例必记行格，但在这里就不无困难。上半部的《岳飞传》没有问题，半叶十行，行廿二字。线口，四周双阑。双鱼尾，板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金子中，或只一金字。大题第二行有很长的衔名，接下去就是“臣脱脱等奉敕修”。这一套板本学的术语，据说是缪荃孙发明的，一直颇为人所诟病，但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纪录方法，是未可厚非的。查元椠《宋史》，向来只是内阁大库曾藏有残本，行世的只有成化刻本。说详张菊生先生《校史随笔》。这里的《岳飞传》正是地道的元刻，曹元忠说这是“取大德本《宋史》列传覆刻”，正是毫无根据的妄说。
至于下半部的《名贤诗》，要想进行明确的板本纪录，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那行格是不定的。有大字，有小字。有单阑，有双阑，甚至有的在一叶之内，前半叶小字，后半叶大字。同是写刻，有的是极工整的赵体，有的就是十分粗放的写刻。客观上正好是一部元刻书影的集合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十三叶以前，刻工姓名依旧是金子中，凡六见。到第十四叶，才出现了“陈仁甫刊”字样。更后，又有“徐良”字样。而金刻的篇叶，看那开板风气，和前面的宋史完全一致。这就提供了一种解释，《名贤诗》在十三叶以前，是在元代刻成的，刻者就是刊刻《宋史·岳飞传》的同一个工人。同时又可以知道这部《名贤诗》并非一气刻成而是陆续增刻的。添了几首诗，就添刻一块板子。这样就造成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板本的畸形。
关于这册书，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曾有所涉及：
孝宗时，诏复飞官，谥武穆，改葬栖霞岭。云祔其旁。废智果院为祠。赐额曰褒忠衍福寺。宋亡，寺废。王之六世孙在江州者名士迪，与宜兴岳氏通谱，合力起之。未几，复废。至元间，天台僧可观者诉于官，郑明德为作疏语云云，疏成，杭州经历李全慨然重兴之。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古今吊其墓者诗已成集，略掇其著者……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2）
这里所说的故事，《武林旧事》与《辍耕录》也有所记录，后者所记比较详瞻：
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颐贞为湖州推官，柯君牧仲以书白其事，因之没于人者复归。然庙与寺无寸椽片瓦。会李君全初为杭总管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己任。而郑君明德为作疏，疏成，郡人王华父一力兴建，于是寺与庙又复完美。
郑元祐所撰的疏记，就收在《名贤诗》的后面。看前引田汝成的话，他可能是看到过这个《名贤诗》的，他所引的叶绍翁、赵子昂、高则诚、潘子素、林清源数诗俱见于此集，只是林弓寮、徐孟岳、陶九成、高季迪诸作不见，可能是时代较后，此本初印，未及收入。
根据以上的资料，可以推定，这个集子是可观的宣传品。他既然是褒忠演福院的住持，重兴了香火，就收集了到岳庙来参拜的名人题诗，刊刻成集，赠送或售卖给前来游览瞻拜的人们。可观活动的时代是至元六年顷，元刊《宋史》前有至正六年咨文，可观就借用了官书的《宋史·岳飞传》板片，并请原来的刻工金子中担任雕板的任务。这都是可以想象的。十三叶以前及现在附在卷末的《重建岳鄂王祠寺疏》等可以肯定都是成于可观和金子中之手。至于后面续刻的部分，则可能是后继者所完成的。至元六年下推至己卯，已五十六年，金子中很少可能老寿至此。
乃贤《金台集》卷二有《岳坟行》诗，题下小注云：“守坟观禅师至京，请加封谥，征赋此。”可知可观为了岳坟祠庙事曾到北京活动。乃贤诗编在卷二末，当是至正后期所作。但这首《岳坟行》不知何故却没有收入《名贤诗》。征诗征文原是可观主要活动内容之—。
至于可观汇刻此集的用意，自然最大的可能是为了祠庙的香火和自己的名声，也有可能企图借官书《宋史》和达官名流的诗文为这样一座祠庙涂上一层政治保护色。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断定可观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的和尚。但至少他对岳飞是持肯定、崇敬的态度的。而确无可疑的则是，在元帝国统治中国的时代里，社会人士对岳飞的感情，却完全在这本诗集里体现了出来。
据我所知，六百年来，私家收藏此书的，也只流传下这一本。但北京图书馆却有同样的三册。承赵斐云先生的帮助，我曾在北京图书馆的书库里得以展观。那是牒装的触手如新的三本书，无一印记，可以断定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内阁大库旧物。从来无人注意，只在清末曹元忠曾经翻阅过，写过一篇胡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