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这里，年岁的差异并不重要，起着主要作用的只能是时代与环境。方回那首的诗题是“九日约冯伯田、王俊甫、刘元辉”，全诗是：
山雨初开一望之，似无筋力可登危。
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
今岁江南犹有酒，吾曹天下谓能诗。
肯来吊古酣歌否？恰放黄花一两枝。
汪先生评此诗说它“看似寻常，然气象阔大，老骨秋筋，味之弥永。此为诗人独到之境，唐人自杜公外无人可领会矣”。评价可谓极高。方回有《瀛奎律髓》，选辑唐宋五七言律诗，加以评论，一直流传不衰。他平生论诗宗旨，以骨干苍劲意境老澹为主，特别反对偶俪、妩媚作风，认为工丽之极的作品都不足以言诗。他又推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他在宋末江湖派风靡一世之际，站出来发表这些议论，影响是巨大的。这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以还举世推重宋诗的时候，人们还把《律髓》看作诗人的“枕中鸿秘”。但早在清初，方回的诗论就已受到冯舒冯班的批评，稍后纪昀更撰《刊误》，都指出了这一派诗论的消极影响，那就是误会了瘦硬、真朴的诗境，以为只有拙与粗是能使诗格老苍的唯一路径，从而把诗歌中抒情的分子排除净尽，剩下的只是拙劣干枯的押韵语言。方回想校正一种流弊，结果却产生了更大的流弊，这种事例在诗歌发展史中是不难发现的。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方回方虚谷在诗文评方面虽然留下了不能抹杀的业绩，但他的生平行事却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异的典型，似乎比他的诗文创作还要更值得注意。这是后来读了几种笔记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曾想，写出了那么沉痛苍凉诗句的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么？
方回在宋亡以前，曾与权相贾似道有过一番纠葛。他参与了廷试，本已为文天祥等取为第一，但后来被贾似道否定了，降为乙科首，从此深怨似道。不过又惧怕贾的权势，作“梅花百咏”媚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记其事：
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氈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风派人物，但表演得淋漓尽致的，无逾于晚明的阮大铖，现在又发现了四百年前的方回，其举止言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确是值得深思的事。这大抵是埋伏在知识阶层身上的一种痼疾，平时不易发现，等到社会大变动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方阮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宋与晚明，就正是这样社会大动荡、天翻地覆的时代。
周密又说：“方回昔受前朝高官，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是很自然的。也正符合一个投降者的行为准则。周密的愤慨碰到这样的人物，自然不免要落空。
方回《桐江续集》廿五，有“铅山虞华甫，往得谢枋得君直为书‘耕隐’二字，其子舜臣来见，求赋耕隐诗”一题，诗云：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方回（2）
君直不可见，见此长虹吐，
使其尚未死，年始七十五。
当时书此字，赠我老华甫，
今年八十一，仍卧旧处所。
谢公名太盛，杀身甘荼苦。
虞公不竞名，躬耕隐村坞。
有名无名间，俛仰隔今古。
直木先剪拜，明膏自煎煮。
何如牛背上，一蓑弄烟雨。
方回在这里，对杀身成仁的谢枋得进行了嘲弄，攻击。从反面也反映出普遍的清议给予他的压力。无可奈何，只得以奴隶哲学来抵挡。作为“谢公名太盛”的对立面，应该是方回的厚颜无耻，但他却用耕隐的虞华甫来偷换了。对比之下，谢枋得的结末就成为“煎膏”，不如忍辱偷生，更不如献媚投敌来得上算。方回“送男存心如燕”诗中说：“大物既归周，裸士来殷商。夷齐与箕微，均为识三纲。”也正是这种“汉奸哲学”的表露。汪辟疆先生说：“虚谷时知严州，不能死封疆，降元固位，乃自拟于箕微，以附裸士之形。巧为开脱，则险诈之尤也。”其实开脱是开脱不了的，险诈也未必，只是无耻的自说自话而已。方回同时还有诗赞赏文天祥，“节名第一文丞相”，“孰谓国家无厄运，从来天地有忠臣”。正是“与其为混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正直的人不能不为之愤激的。
方回还有与仇远的一段公案。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记其事：
降臣方回古稀之岁，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撰文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远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又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因方尝有‘今生穷似范丹’之句也，于是方大怒仇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谓仇比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远）近得罪于虚谷，何耶？”方曰：“此子无礼，比上为朱温，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只言六臣，未尝比上于朱温。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元本，手碎之乃已。事见《癸辛杂志》别集上。
这真好像一篇短篇小说。方回动不动就要别人的性命，寻章摘句，千方百计要坐实论敌的死罪。这种告密的手法，是可以为后来学样的人的师范的。但终于被人设法制止了。方虚谷为什么忽然退却了呢？他是怕打人不成连自己也一起落到浑水里去。到底还是放不下个人的小算盘。这就使他连一个忠实的奴才的“品质”也打了折扣，进退失据，落入尴尬的境地里了。周密的这节文字，真的画出了一个二丑的真实面目，使千载以下的读者读了也感到亲切，仿佛在身边就有着这样的人物一般。
但愿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再出现方回、阮大铖这样的人物。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不死英雄（1）
不死英雄
——关于张缙彦
过去逛旧书铺，大抵是“有啥买啥”的时候居多，店员也很少问起“您要什么书”，只是说“请随便看看”。这是深得旧书的三昧的。抱着一定的目的，想去搜寻某种书或某类书的顾客也不是没有，但除了《渔洋精华录》之类的大路货外，往往淘不到什么东西。不过铺子里也时常有好书出现，几种或一大批，几乎全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这就为旧书铺增加了神秘的吸引力，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好像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系统。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皓首学术随笔卷不死英雄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在《将亡妖孽》—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