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尝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象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4）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
计非起复宜兴，终成孤立之势。乃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邱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间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的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策，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拟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
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得，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作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巳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注云：“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象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
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注云：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箫鼓之余，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一些“祥和”措置，象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洲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5）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余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
“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秘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心地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
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戡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
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