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评说吴诗的议论中，我总是不能忘记龚自珍的话：“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诗前有小序，他说：“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中叶，梅村诗在士大夫人家中的地位与受到欢迎的程度，已经成为代替《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的“高级通俗读物”了。龚自珍说，他活了三十二岁，“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并说这些他都“明知非文章之极”，并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明知不是“上品”但还是不能不喜欢的心情，我想同样的矛盾也会普遍存在于许多读者心中。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吴梅村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将全部力量都花在艺术分析上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作家的颇不多见。但在吴梅村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反常的现象。包括他自己在内，他的同时朋辈、晚辈都从政治上对他说过许多话。而真正说到吴诗艺术地位的好象并不多，龚自珍是很有见识的一例。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与时代历史分不开的。这似乎正是一个好例，可以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政治而生活在真空里。因此在论文论人时，就不能孤零零地只看一个方面。那是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努力都得不出应有的结论的。对吴梅村当然不应该是“例外”。
三十年前我曾自不量力做过一件艰难的工作，为梅村的《鸳湖曲》写过一篇“笺证”，文章的副题是“吴昌时事辑”。我用的是笨办法，把耳目所及能够搜罗到手的有关材料都聚集拢来，按时序、事件安排在原诗章节之下，试图阐述作者的作意，并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史实真相。郑西谛、吴辰伯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并借给我许多史料。就在这一次我开始明白了晚明史籍的浩瀚；尤感困难的是因当时党社的纷纭复杂，出于不同集团成员之手的记录论述的难于爬梳、判断。也正是这时候，开始对吴梅村这个具体人物发生兴趣，觉得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某些传统的、习惯的看法并不那么可靠了。这以后，见书较多，时时发现旧作的缺失不完，想重加订补，还不曾得到这样的余闲。不过有一种印象却也日渐明晰。对吴梅村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人比起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而明白，梅村为了替自己辩解所作的种种姿态，都瞒不过当时人的眼目。但随了时代的迁移，旧闻的零落，这些却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这实在是值得憾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象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幛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1652），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2）
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象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濠梁徐麟吉（日驭）有《黄园陪李银台公凯先生话吴梅村故事》七绝四首（康熙刻《北山诗钞》卷十一），其中的两首是：
太白承恩第一班，那知有诏放还山。沉香供奉无消息，自按霓裳教舞鬟。
讲幄晨趋近至尊，犀庭日表梦犹存。山中曾记山僧语，赢得袈裟满泪痕。
长洲陈叶筠廷望《含翠轩诗钞》有题《秣陵春乐府》四首，其前二首云：
凝碧池荒衰草深，开元词客动哀吟。鼎湖一去龙髯远，南内犹歌夜雨淋。
荆棘铜驼废寝园，澄心烟冷欲黄昏。春花秋月潺湲泪，怨入声声杜宇魂。
陈廷望的遗集是康熙中“孝慈堂”主人王闻远所刻。徐、陈都是清初人，和梅村没有什么交谊，他们本身也都是名姓不彰的人物，著作从来无人称引。他们的话是可以代表不存任何偏见的“公论”的，虽然比起“五不肖”来已经温婉得多了。可惜的是他们口中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化为难以捉摸的韵语，但感慨所寄，还是清楚的。
这情形到了清代中叶，就已起了相当的变化。在遗民故老中间传说着的“故事”逐渐泯灭，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定型。这里举昭文孙原湘的《题吴梅村集》诗作例，在《天真阁集》中：
麦秀四月寒，著书只分老江干。龚生故里方持节，江令新朝已拜官。东海生桑春烂漫，西山采蕨兴阑珊。彦回不肯中书死，脱屣妻孥事本难。
幕府征书取次催，春风重上郭隗台。露霑天仗新池柳，花落宫衣旧井槐。故友半为袁粲死，内人犹识沈郎来。苦收金粉归诗笔，抵得兰成一赋哀。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3）
孙原湘作了大量的诗，他的集子有一尺多厚。一般说来，见解还是明正通达的。如他写的《媚香楼歌》结尾说：“气节何论男与女，楼中如花霜可拒。君不见，天津二月桃花开，又见侯生应举来。”这样的见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难得的，好象比起今天的有些人也还要清醒些。不过到底时间隔得久了，真相逐渐模糊。他责怪吴梅村的只是不该作了“二臣”，但却将那原因主要归之于“幕府征书”。这样的意见一直到今天，还统治着许多人的头脑，正是又奇怪又不奇怪的事。
我曾经介绍过仁和王曾祥的一则《书梅村集后》，他说：“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王曾祥是厉樊榭、杭堇浦、吴尺凫、赵谷林的熟朋友，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素养，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乡里旧闻。他的这些话是不能忽视的。在我看来，怕要比官书里的官话以及梅村自己的有些话都更值得重视。同样的话，陈廷敬所撰梅村的《墓表》中也说起过，作为《墓表》，是经过家属的同意的，不可能是随意的猜测、诬陷。梅村有一篇《与子璟等疏》，是相当于遗嘱的文字。历数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和种种艰危困苦的处境，写得哀恻动人。结尾说：“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此疏写于逝世前一月，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作的“总结”。话虽如此，其实是写了给天下后世人看的，并不只是留给家属的遗言。在这里梅村回避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复社筹划周延儒再相，其二是他应召出山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要回避，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这两次都是政治投机，而遭到了同样惨重的失败。要进行政治投机，那就绝不可能是个人的行动。这两次政治活动，所凭借的基本力量是复社，重要的关系人是吴昌时与陈之遴。梅村还写过一篇《复社纪事》，同样也是态度暧昧的，也不曾透露他自己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发表的当时就引来过计甫草的批评。王曾祥的另一节“书后”说：
人臣不幸，运遘阳九，事艰任巨，盖有刺心不足以自明，刎颈不足以称责者。若乃金门诸彦，兰台群英，靡柱石之倚，罔爪牙之托。而燕失故垒，欲傍谁飞；龙去鼎湖，相从不反。非志之易遂、节之易完者欤？梅村当英妙之年，陟清华之地。论所蒙被，可云渥矣。曾无独固，更事圣朝。所作诗文，颇多哀怨。感禾黍于秋风，述沧桑于世变。羁縻煎迫，重有所拂。然而失贞之妇，擗扌示故夫；二心之仆，号咷旧主。徒增戮笑，谁为信之！嗟呼，孤忠日月，已表层楼；故国衣冠，空怀死友。鲁连蹈海之辞，介子焚山之语，眂其生平，何相戾也。或言梅村老亲在堂，未宜引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