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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祥这些话，今天看来，可能过于陈腐了。但这也不好责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文士。在他们看来，民族气节与忠于皇帝原来就是一回事，忠君与爱国也是不能分开的。王曾祥对吴梅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是实事求是的。在当时，吴梅村真的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他作的是闲官，不为皇帝殉葬也不会受到苛求；去当和尚道士，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许多遗民都已这样做了。关键是梅村的言行不一，所以一切慷慨激昂的正面言辞，在明眼人看来就都成了笑柄。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心染”一点，我觉得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曾祥指出了吴梅村实在是个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物。
吴梅村是复社党魁张溥的入室弟子，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七岁，他一开始就是复社有威望的骨干成员，天如门下“十哲”之一。崇祯三年，与张溥、吴昌时同举乡试。四年又得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成为周延儒的得意门生。在复社中的地位声望急遽升高，是五年虎丘大会中的风云人物。张溥与梅村同年成进士，授庶吉士。第二年，就回到家乡，全力经营社事，不再回到北京，把颇有“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到首都，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了一只棋子。从此京师掀起的一场场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吴昌时不但参加了，而且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都与复社和张溥紧密相关。几年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曲折离奇的故事是说不尽的。
崇祯十二年己卯，梅村转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不久黄石斋予杖信至，梅村又冒险援救。这事是写在《与子璟等疏》里的。这时，复社的处境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陈子龙《自撰年谱》记，崇祯十年周之夔到北京告密，说张溥等谋反，“则以黄纸大书石斋师及予与彝仲、骏公数人之名，云二张辇金数万，数人者为之囊橐投之东厂。又负书于背，蹩躠行长安街，见贵人舆马过，则举以愬之”。这是从敌对者眼中看到的梅村与张溥的关系以及他在复社中地位的旁证。负责情报与政治活动的吴昌时从北京向党魁张溥发来了火急的建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以张溥为首的决策核心一直都留在江南，梅村正好参预了机密，这从他在《复社纪事》中透露了吴昌时密札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
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张溥）曰，“虞山（钱谦益）毁不用，（文）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4）
接下来就是周延儒再相与吴昌时一起事败赐死的一幕。梅村在《纪事》中也有所记述。不过拿来与大量野史记事加以比较，可就简单而轻描淡写得多了，最后只以“事具国史”四字了之。梅村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不过他不想说，和他在写《鸳湖曲》时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他的《咏拙政园山茶花》。这比起吴昌时一案是更新的、当今皇帝所定的“钦案”，他又哪里敢说、肯说呢？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山茶花诗和《赠辽左故人》等诗，他写下的“生儿真悔作公卿”、“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这样的诗句，是从心底感到绝望以后产生的愧悔，比《贺新郎》里表现的感情真挚得多。他没有责难吴昌时、陈之遴辈政治道德的败坏，只是惋惜他们的政治投机没有幸而成功。
正常的政治活动与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是有原则区别的。只要举出“宜兴（周延儒）再召”的二三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复社核心人物采取了怎样的手段。这一切，梅村都是参预了决策，知道其底细，并未表示反对，并在回忆录中加以回避的事实。
周延儒其实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参预执行过迫害东林、复社的勾当。再次捧他出山，完全是形势的需要而非政治上的契合。参加决策的重要人物有钱谦益；给吴昌时的指示和密札七封是教人熟读以后，割成碎片，藏在败絮中间，混进北京以后再用“蓑衣裱法”连缀成篇，送达权要的（《社事始末》）。活动经费是用招股的办法筹集的，出资者竟包括了阉党骨干分子冯铨、阮大铖。“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方域父）、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烈皇小识》）据《谈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他们对周延儒也提出了一旦复相后就要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的条件。例如阮大铖就提出起用马士英，为自己出山铺平道路。党魁张溥就更为严格，《霜猿集》有诗云：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附注：“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董事长”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总经理”不免要感到极大的为难。矛盾总是要解决的，而且竟很快地解决了。“溥还娄东，一夕暴死。”据一种野史说，还是吴昌时下的毒。《霜猿集》：
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附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孟心史校订补注本）
这是野史，不过我相信这些故事是不大可能编造出来的。这其实是极好的题材，可供诗人写出一篇出色的七古歌行，但梅村没有写。运用了这样的手法于政治斗争之中，搞“统一战线”连阉党余孽都包括了进来，称之为政治投机好象还不足以尽其极致。
自从开始接触晚明史以来，遇见了大量的野史笔记，真是浩如烟海，读了使人头脑发胀。不过读野史又是有趣的，它往往能在漆黑一团中闪出几道微光，引导人们走向并靠近历史真实。这样的启示在正史官书中是很难找到的。为了读一首诗花掉几个月的时间，也并不一定得不偿失。经过努力，得到的知识、启示与理解，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作品。人们会从中发现作者的才华与聪慧，凑巧还能窥见他们的“狡狯”。诗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写下一些“谜语”，好象决心不愿人读懂，但我想这也并非他们的本意。果真如此，又何必留下文字的痕迹呢？梅村苦心经营写下了“其词甚艳、其旨甚悲”的诗篇，说到底还是希望人们真正理解他的心事，也就是“旨”。如果反对寻求“诗旨”，徒赏其“悲”，那与称赞一盏新茶只是“热得好”有什么两样呢？看来这恐怕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1982年4月20日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梅村《南湖春雨图》（1）
吴梅村《南湖春雨图》
十七年前因事避地鸳湖，登烟雨楼，呼茗独坐。时方首夏，楼外巨树参天，绿荫如幕，不见日色，即湖光亦不可见。时有白鸟结群而飞，作长唳，益增空寂寥阔之致。瞑坐间偶忆梅村《鸳湖曲》中“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之句，感叹久之。历三百年，景色固依然如昨也。归沪即检《家藏稿》读之，苦不能尽知诗旨。靳荣藩注及吴翌凤注，亦只言为吴昌时作，余未详也。乃搜群书，为作《笺证》。后无意中得见梅村《南湖春吴伟业《南湖春雨图》原迹，今藏上海博物馆雨图》轴真迹，为之狂喜。此过云楼顾氏物，今在上海博物馆。纸墨明净，焕如新图。尤难得者，梅村于画幅上方手录《鸳湖曲》全诗，行楷端丽，如此长题，殆未易见。字句与通行本间有微异，向余仅能据《家藏稿》与《集览》诸本校字者，今乃更得一作者手写本。是可喜之又一事也。
梅村撰《画中九友歌》，首揭《华亭相国》，知其服膺董思白甚至。梅村能画，但不常作，亦无意以此名世。然此图则极用心，一树一石，皆董法也。如掩去题识，以为董思白合作，必有信之者矣。
此图所写为吴吏部竹亭无疑。惟亦不必以实景视之。江山平远，烟渚依稀，此皆江南一隅实境。岸上横一短桥，精室二，其后缭以短垣，丛竹茂密。更起一小冈，有阁翼然。其制颇丽，有飞檐，有阑槛窗槅，有帷幔，高树蔽之，即此草草点染，亦可见当年昌时园林亭榭之胜。虽时移世换，陵谷变迁，固犹依稀在梅村心目中。更右折，林木中隐见一塔，其后又有殿阁。南湖多塔，此不知何指，竹亭故址，今亦不知其处。祁彪佳《癸未日历》（崇祯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记：“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过陆宣公桥北，观项氏园……暂泊于三塔湾。”时昌时弃市已两月，彪佳方自北京南归，途过嘉兴也。（按癸未三月，彪佳疏控昌时，后终奉旨看议，彪佳更与会勘之役。此日行经吴之故园，遥望而已。知当日心情亦甚复杂也。）以祁氏经行诸处推之，则竹亭必在南湖之畔，密迩烟雨楼，而位于去三塔寺道上。画幅右侧有冈阜，上有一亭，后亦有竹。或即所谓竹亭。吴氏园为明末叠石名家张南垣所构，上引彪佳日记，其前一日有访南垣于西马桥，晤其子张轶凡记事。祁氏寓山园，即倩轶凡为布置之。画幅右下方有高树双耸，特秀挺，为全图眼目，位置恰在门首泊舟之处。则“旧堤却认门前树”也。图中烟峦云树，都含雨意，远山之上，更有重云。极有层次，间用浓墨点染，精神俱出，景物繁复，而不伤壅塞，佳制也。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梅村《南湖春雨图》（2）
皓首学术随笔卷吴梅村《南湖春雨图》梅村于诗后题“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吴伟业”，下钤二印，“骏公”（朱文），“吴伟业印”（白文）。右上方有押角朱文长印“灌隐”，则梅村别号也。按壬辰为顺治九年，去昌时见法恰十年。而诗云“十年此地扁舟住”，则《鸳湖曲》之撰，亦必在此年（或少前），诗成更补以图，则此处所题者当是初稿，而《家藏稿》则为最后订正之本。
梅村于顺治九年寓嘉兴万寿宫，撰《绥寇纪略》。第二年癸巳春，禊饮虎丘，九郡人士至者几千人，奉梅村为宗主。同声、慎交两社合盟，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其盛殊不亚于崇祯五年张西铭虎邱之会。是年九月，即“奉召”入都。士论多窃议之，虽有“实非本愿”之说，亦未能为人所谅，且有“江浙五不肖”之目，然三百年来，论者多倡为“原心略迹”之说，盖既爱赏其才华，复昧于个中委曲，遂生此矛盾之论，苟以当日情隐，钩稽发复，则不可解者或非终不可解也。
梅村之“应召”也，出之儿女亲家陈之遴之推挽（乾隆中杭人王茨檐说）。之遴固无耻之尤，早事新朝，而得贵显。梅村之出，何必迟之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