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之“应召”也，出之儿女亲家陈之遴之推挽（乾隆中杭人王茨檐说）。之遴固无耻之尤，早事新朝，而得贵显。梅村之出，何必迟之九年？是必有故。弘光覆灭，江南余烬犹有余爇。义师亦彼伏此起，清流正论，尚彰彰在人耳目。此时而出，非颜甲千重如钱牧斋者不办。梅村固尚不至此，且欲姑待以观世变。乃顺治七年，瞿式耜、张同敞死难桂林，南天一脉，岌岌垂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之遴方结党擅权，欲以南人集团排去涿州冯铨徒党，亟欲借梅村文社宗主之声望以为招徕，而梅村亦跃跃欲试，失之于崇祯者安知不收之于顺治？所以毅然而出，更无反顾，孰意入朝未几，之遴即以结交内侍，遣戍辽左，梅村旋亦铩羽南归。其事与崇祯一局，如出一辙。吴昌时、陈之遴亦后先“辉映”。梅村则各赠之一诗，前者有《鸳湖曲》，后者有《拙政园山茶花歌》，事之相类，宁有甚于此者！
夫然后可以读《鸳湖曲》而探其微意矣。
梅村之撰《绥寇纪略》，其意殆以朱明实亡于农民之起义，必综其始末，知其教训，以为它日鉴诫。其于此际撰《鸳湖曲》，岂未能忘情于吴来之，抑复社一局之旧梦，徘徊胸臆，未能尽去耳。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梅村《南湖春雨图》（3）
方张溥之居林下也，谋起复周延儒以攫中枢政柄。其居间奔走者，吴昌时也。昌时固复社健者，居铨曹，号“摩登伽女”，有“妖气”之目。已先杀薛国观，更谋起周延儒，集巨赀以为活动之费，每股万金，阮大铖、冯铨、侯恂（方域父）皆“股东”也。手眼通天，其法门为通内、通珰、通厂。通内者结田妃也。尝于江南采“象生花”进之妃，为崇祯帝所知，大不怿，梅村《永和宫词》所谓“私买琼花新样锦”即指此。通珰所以通内，通东厂锦衣卫，则并皇室之特务机构亦操纵随心，然其败亦在此。终致中左门亲鞫，用夹棍，两胫皆绝。不数日斩决旨下。延儒亦赐死。至此复社一局乃全败。
梅村之论此案也，有二语：“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无一言及昌时恶行，但归之于操纵乏术耳。于此知其“应召”再出，且先之以社盟大会，踵昌时故迹而不悔者，非无故矣。
梅村尚有《鸳湖感旧》一律，小序云：“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疑亦作于壬辰。有句云：“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亦“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意。
陈之遴《素庵诗抄》末附诗余，有《江城子》，题《鸳鸯湖感旧》，其词云：“鸳鸯湖上水如天。泛春船，此留连。急盏哀筝、催月下长川。满座贤豪零落尽，屈指算，不多年。重来孤棹拨塞烟，罢调弦，懒匀笺。交割一场春梦与啼鹃。不是甘抛年少乐，才发兴，已萧然。”此词不知作于何年。起句与《鸳湖曲》只异数字，其间必有关涉，感慨亦正同。岂与梅村同游所赋耶？“交割一场春梦”云云，陈、吴对十年前一局之看法也。
昌时身后，《霜猿集》有记，云：“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二女思。”（注：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录》录宁完我参折，“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明诗纪事》辛签录胡山《烟雨楼》诗，有云：“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孤儿亡命移名氏，槁葬归魂送夕阳。”则昌时尚有子，避祸亡命。故邸封闭。至清初，此园似仍籍没入官，更无新主。“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犹存老兵坐”，殆是当日实况。《家藏稿》作“画阁偷窥老兵怒”，意梅村重游此园，尝拟重登旧游画阁，而上坐老兵，怒不许窥。“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鸳湖感旧》）既不许入而窥园，遂亦只堪于画舫中遥望而已。
梅村手写《鸳湖曲》，与《家藏稿》校，颇有异字：“草（粘）天”、“千尺（雨）”、“队（摧）”、“云鬟（弟子）”、“曲（榭）西”、“七贵（五侯）”、“玉骢（骄）”、“（待）归桡”、“（成）何用”、“（犹存）老兵（坐）”、“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凡有括号处均是异字）。其中有初稿本字，后经改订者；亦有董刻误字者。余每喜取清初旧刻集部单本或总集与后来刊本对校，种种异字，或可知文心之细，或可见避忌之状……大堪吟味。因跋此图，并记之。癸卯残腊。
1963年冬，上海
《黄裳卷》 第二部分陈圆圆（1）
陈圆圆
我最爱读的鲁迅杂文中间，有一篇是“阿金”。回忆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手里什么书都没有了，却意外地还“藏”着一本《且介亭杂文》，破破烂烂的，倒是初版本。记得这是先生逝世后一年左右，我跑到上海四马路的开明书店买来的。这本书前后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可是每次一上手，总还是兴味盎然。而且每次总要读一遍“阿金”。后来又忍不住向“硕果仅存”的一两位朋友去推荐。他们不置可否，只是给我一个鬼脸。我想，他们大概都是读过的，不但读过，也许同样读了不只一两遍了。
“阿金”里有一段文字，我一直极佩服，而且这佩服的历史也有了三十年以上了。鲁迅先生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不料阿金的出现却动摇了他的“宿信”，使他“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这是别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只不过是曾经由前面那一节话引出的一些奇怪想法。
我曾想，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士，大抵都是很喜欢对历史人物发表各种意见的。这当然不只是诗人才如此。可惜一般老百姓有的只是口头意见，不曾录音，也自然没有文集流传下来，因此只能由文士们逞强。诗文集中有“史论”和“怀古”这样的门类。遇见历史上的名人，人们大抵总是不肯放过的。最近我翻过一些诗集，发现几乎每本都多少有一两首钓台诗，说明着他们对严子陵的意见。而早在明代前期，就已有人搜罗了这样的诗文，汇编了一部《钓台集》了。严子陵是“隐士”，人们对他的兴趣尚且如此浓烈，更何况西子、王嫱这些赫赫的绝代美人。譬如，在明清之际有关西施的《苧萝志》（还不只一种）就早已编印了，而且有厚厚的四大本。当然也有漏略，关于王昭君的专书就至今还没有人来动手编辑，我想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我们现在要开王昭君讨论会，规模搞得大些也许可以邀请一百来位专家作者吧。可是好好编一本《青冢集》（姑妄名之），就等于邀请了两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人物来开大型座谈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成绩将更为可观。
皓首学术随笔卷陈圆圆照我想，这样的名单是可以开出一长串来的。
三十多年前住在昆明，无聊得很，也许是偶然记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吧，忽然想起三百年前一位有名的女人——陈圆圆。她的最终归宿就在昆明。同时起劲地寻访起她的遗迹来；最后还写了一篇杂记。说来可怜，当时手边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想借也借不到。我知道有人编过一本《畹芬录》的小册子，却是隔了十来年之后才在昆明市上搜到一本。后来又看到了一册《陈圆圆事辑》，“临桂况周颐夔笙辑”。于一九三一年由李根源在苏州刊成，后面附有李氏的“续辑”一卷。这书收集的资料并不算怎样完备，不过一些有关系的文件，是大致都在的。一晃又是多少年，最近看到《李自成》的作者、小说家姚雪垠的《论〈圆圆曲〉》（《文学遗产》季刊1980年第一期），立即拜读了。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围绕着陈圆圆活动的种种人物、展开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真实与评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小说家肯下这样的功夫做研究，首先就是可贵的。因为这是创作的基础与出发点。记得也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象这样花了极大气力写成的历史小说，虽然会被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之作。先生是深知、也说出了此中甘苦的。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姚文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野史”与小说的分野；史诗与“政治传奇抒情诗”的区别；诗人吴梅村的评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大顺农民起义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创作思想、方法问题。这许多，也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姚文的“结论”说，歌妓陈圆圆是被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带到北京的。不久，田死。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随吴襄到京，从田府将她买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悒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关于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以及刘宗敏为索她拷掠吴襄，全是胡说。”
《黄裳卷》 第二部分陈圆圆（2）
这个“结论”与吴梅村的《圆圆曲》、《鹿樵纪闻》及清初的许多记载是全然不同的，不失为崭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方法是一方面分析批判了旧说的许多矛盾、错误之处；又从正面举出了“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史料，加以推论而成。姚文举出的正面史料是钱的《甲申传信录》，引据的重要章节是：
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按：同为田宏遇买来的著名姑苏歌妓）从优人潜遁，而沅（按：即圆圆）先为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陈圆圆不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随即死掉。这是在刘宗敏逼索之下，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招供。“结论”中的主要判断都是据此推论而来的。但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刘宗敏的逼索陈沅，则被作者断为“误传”而舍弃了。既然刘宗敏不曾为了陈沅而逼问吴襄，那么吴襄的招供也是“莫须有”的“误传”无疑了，怎么又可以据以作出结论呢？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和使用野史，对史料的取舍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当然，也不只是在“野史”上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有一部题为《庭闻录》的书，作者刘健的父亲在吴三桂开藩云南时曾任云南府同知，吃过很大的苦头，有许多见闻。这书是康熙五十八年刘健“追忆趋庭所闻”的笔录。是时代较早见闻较切的有关吴藩的重要史料。光绪中武进庄士敏又据以增删改定为《滇事总录》二卷。这里据《事辑》转录涉及陈沅的几节：
陈沅之事，言者多殊。陆次云《陈沅传》以夺沅者为李自成，不知其为宗敏也。传文虽详，考究未确。其点缀处尤多已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