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级需要，这几种需要逐渐升华，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升华包括如下内涵：①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②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 ；③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④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和更好的睡眠等等；⑤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它需要一样迫切；⑥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⑦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⑧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⑨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B10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B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B12高级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越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B13高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B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B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B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的观点则是，“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想都是人的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助于拓展人的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实现与解答人的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需要的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
由此可见，文学绝对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同步发展的，只不过其他学科偏重于理论，文学偏重于感性罢了。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谎言，是戕害文学健康发展的刽子手。对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文学大师艾·辛格说：一个人在恋爱和做爱中，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人性。打个比方，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是个强人，是个独裁者，但是在做爱时，他则可能像小孩一样无能。性器官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例如，眼睛不会因为它看到不喜欢的东西而不看，但阴茎则不同，如果它不喜欢，它就拒绝“工作”。因此，性器官更能表现人的灵魂。它们不是“外交官”，它们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尽管有时它们会“喜怒无常”，甚至因耐不住寂寞而疯狂，但事后它们就会报告大脑，它们非常后悔，甚至很痛苦。哲学大师马尔库塞则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指出，“人无论是用感官还是用其他粗野的部分，都无法知觉和享受美；它完全是在某种更高贵的方式中，享受着所有的美和善，即是借助最高贵的东西——他的精神和理性。”也就是说，当你简单地把仅仅是生理欲望等同于快乐和幸福，那快乐本身便不再是美的主体，也不会有任何可敬、可爱的表现了。只有在真正全面而深刻的艺术中，快乐和幸福才有可能产生，并形成美。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这种艺术的美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揭示“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艺术品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在的真实”虽然可以赢得暂时的成功，但太肤浅，没有生命力，太容易重复，最终会被文学史淘汰。
综上所述，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必须突破欲望的瓶颈，走向精神的深处。而这一切，除了深入生活以外，还必须多读书，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并以悲悯的心态对待大众苍生，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揭示人的境遇，挖掘那些导致人不快乐、不幸福、不人道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正是涉及当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没有苛刻的自我要求，不会踏入艺术的门槛。
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小说家的任务除了要解释社会以外，还要弄明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世界包围着我们并大有湮没自我之势。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同时打着纯艺术的幌子，实际上是溶解自我，并让文化走向庸俗化。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在《精神健康与社会》中也做出进一步阐释，精神健康以及成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考察了“人类状况”以后，才能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爱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工作，节制他的欲望，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促进自我的生长和他在社会中的意义，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和物欲的工具，剥夺他的自由和个人尊严，或者成为木乃伊和机器人。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这一基本理论，主张从心理学分析入手，以“社会批判”为武器，强调“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从而真正促进“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弗洛姆所谓的“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大相径庭：传统理论对现存社会持一种非批判的肯定态度，把现存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接受下来，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是一种“服从主义”理论。与之相反，“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对现存社会持一种无情批判的否定态度。因此，“批判理论”总是力图站在现存社会秩序“之外”，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努力揭示批判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弊端。弗洛姆反复强调，“人并非仅仅只是社会的成员，而且还是人类的成员。”因此在他看来，人不能仅仅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审度自己的行为，而要超越于“社会自己设定的善恶标准之外，站在更高的人类立场上来审度自己所处的“社会”本身是否“道德”，它所设定的种种价值标准是否合乎人性。这样，弗洛姆伦理学所关心的问题，显然就不是如何使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相协调，而是恰恰相反，力主个人必须对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一个人“道德”高低的真正标准，不在于他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程度，而恰恰在于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程度，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个体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和公众舆论的命令。”
显而易见，弗洛姆的这种伦理观蕴含着两个基本前提或基本假设：第一，社会本身是不道德的或不健全的，不足以“为人师表”，无权成为个人道德的仲裁者；第二，存在着某种超社会、超历史的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即“人性”和“人道”，只有它才有资格成为一切“个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中，把“人性”与“社会”根本对立起来，一方面具有一种极端的“反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与此相反，马克思一方面极其深刻而无情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对人的可完善性和进步抱有牢不可破的信念。弗洛姆的思想正好为二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认为，尽管社会与人性的冲突最终必将消灭，但一天没有消灭，二者的冲突就将存在，社会就将是反人道的，“还将摧残人，还将产生恶”，因为“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都是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少数人所想的只是利用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也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罪孽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
弗洛姆宣称：“伦理思想家的使命就是维护和加强人类良心的呼声，去认识对人来说何为善、何为恶，而不管它对特定进化阶段的‘社会’是善还是恶。他可能是一个‘在荒野中呼喊’的人，但只要这呼声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迟早就会变成良田。”
别林斯基说：“无内容的形式和无形式的内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个作家的早期写作可以是工匠式的技术层面的，但最终还是要深刻地批判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人道主义写作是文学最终的归宿。古往今来，悲剧的精神成为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快乐是生命力得到提升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被阻碍的感情。但也正像医生们报道过的那样，生命是这两方面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对抗的活动。痛苦总是先行的，因为从生命力持续不断的提升中，除了因高兴而招致更快的死亡外，还能有其他结果吗？这种生命力原本就不能提升到超出某种限度。也不会有一种快乐直接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其间永恒地夹杂着痛苦。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我们第一次从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不然我们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或行尸走肉。这种痛苦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肉体痛苦，一种是精神困境。饥饿、死亡和性欲发作时，人最弱小，精神的弱小和无助则是无穷的，这就是珍贵和苍凉的生命意识，是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陀斯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寻找出了答案。在他的作品中，有两种力量攫住了我们，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报复，是对人性之残酷野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只有经历了死亡，进入了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上帝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我们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吸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第二种声音，即真正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人性中的诗意和安慰，那就是反抗、挣扎和微笑，以及人的良知，面对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和无意义，激发起我们的善良，并使我们不再是旁观者，成为所有受苦受难者的知音和希望。这就是悲剧的力量和精神。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要勇敢地面对黑暗和苦难，勇敢地承担黑暗和苦难，反抗这种悲剧的命运。作为一个人，荒谬地被人生下来，又荒谬地死去，连一点意义也没有。作家和哲学家就是要反抗这种荒谬，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一旦打开这样的作品，就能感受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尽管很微弱，却使人得到一点慰藉，增加一点生活的亮色。中国的文学，从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