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练习，应付一个接一个的考试上面，用在考TOFLE和GRE上面。这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问题。
尽管可以对王安忆命题作一些限定，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她的看法成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状况和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比如金钱至上的倾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爱好、情趣的低下，精神面貌、语言的粗鄙化；追逐时髦和流行式样。我近年来在欧洲、美国等一些国家任教、作学术访问或者旅游，我认真地观察、比较过，我认为，我国的年轻人读小说的爱好确实不如欧美青年，他们的课余爱好、职业考虑、上大学的专业选择等等，功利色彩要强得多。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遇到很多中国学生，和他们交谈过，他们的专业选择和今后的职业考虑基本上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一个是“贸易”或“经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学文学或者哲学的学生。
大约在8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他归国后写了一本书，题目叫《中国问题》，他在书中说：“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教我的却越来越多……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我觉得，罗素的这番话不免有西方人盲目崇拜所谓“神秘的东方”，因而发出过分谀美之词的嫌疑，但他景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还是有相当道理的。但现在呢，中国许多人的追求可以用一篇小说的标题来表达，这就是朱文的“我爱美圆”。
现在，我想就王安忆提出的观点，谈谈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精神文化问题的看法。我觉得，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揭示种种精神文化方面的低下行为和现象，抨击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哀叹人性的枯萎与丧失，尽管比随波逐流，一味迁就现实、迎合现实要高尚许多，但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古往今来，在时代动荡、社会变迁时，总有人出来为“人心不古、世道淋漓”敲警钟，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证明，现代化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使人在精神文化方面失去一些优雅、细腻、敏感东西，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解放了人，使多数人挣脱了贫穷、落后、人身依附的羁绊，代表了不可抗拒的进步。因此，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不仅使人不安和忧虑，而且使人看到希望，产生期待。准确地说，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使人产生困惑，感到两难，使人在作价值判断和取舍时不知偏重哪一端才好。我的观点是，我们看问题不仅要从文学方面看，而且要从社会和历史方面看。
首先，我必须说，我不赞成王安忆的这个说法：文化大革命时虽然物质匮乏，但那时人们内心的东西、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她有很多文学作品可读，这甚至成就了她的作家生涯。客观地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文革十年动荡，我看了大量的小说，还自学了一些自然科学、英语、德语，等等，文革结束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少数一直没有丢书本的人就容易得到机会，脱颖而出。我甚至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青年学生中存在一个“地下读书”和“地下写作”活动，以致于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但造成了生产、物质方面的大破坏，而且是一场对文化本身的革命和破坏。我们知道，文革期间，中国8亿人只能看8个所谓的“样板戏”，一切中外名著，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一概被说成是“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些所谓“坏书”被禁止阅读，读书是很危险的。我自己经历过看古典小说被没收，想买马克思的原著差点被抓的经历。我认为，说现在是物质丰富精神匮乏，以前是物质匮乏精神丰富，是偏颇之言。
另外，我还想深入地分析一下有些文学家坚信不疑的说法：民族的苦难会诞生优秀的作品，国家不幸诗歌幸。王安忆的今昔对比，和以上说法有关系。有人把沙俄时代的残暴专制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伟大文学成就作对比，力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艺创作起负面作用，似乎匮乏甚至苦难的生活也有某种可取之处，甚至是精神发展、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苦难与文学繁荣昌盛或衰落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代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物质繁荣和文学、文化的昌盛是同时并进的。文革的匮乏与苦难并没有使中国产生不朽的文学作品。
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非常强烈。我记得，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时代》几乎整本抄写下来。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和现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说到底，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甚至危险的情况下，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伸手可及，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今不如昔，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如果说，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认，从某种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人们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比如你是农民，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凭票供应，根本没有农民的份。农民想进城，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旅馆不让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马上滚蛋。在这个方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团、入党、就业、参军、升学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自己的努力不算数，也就是说，你学习再好，工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通情达理，你还有一点希望，如果你碰到“坚持原则”的人，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所以说，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决定的。在那样的岁月，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爸爸？”现在，身份对人的束缚正在开始解脱，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只要钱，不要粮票。如果你得罪了上级，你可以调离或跳槽，就像古人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至于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挨整、受气。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身份制时代，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清代，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在身份制之下，以千百万人的不幸，供养了少数养尊处优的人，其中极少数有教养、有天分的人创造出一些传世之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认，以契约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取代前现代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历史进步。现在在中国，有数千万的农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动机会，到城市打工谋生。也许，有人会说，目前城市里的农民工阅读的刊物比较低俗，没有美学价值，他们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自由，农民自由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每个关心人民群众的人——尤其是作家——应该欢欣鼓舞的事，我们不能强迫农民束缚于土地，同样，他们爱看什么小说，也是他们的自由。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是在所有的人获得自由选择权，获得基本的温饱之后。等级制、身份制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动，是不健全，不合理的。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历史的难题；审美情趣的失落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何者更为重要？历史让人为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使各种价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在进程中让人得到久已期盼的东西，同时又让人失去难以割舍的东西。从文学家的角度看，审美情趣的失落意味着人性中某些根本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了，所以王安忆才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缺少根子上的东西。”而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提高，物质福利的增加，选择机会的增加，是更重要的判别标准。在我看来，如果两种价值确实不可兼得，那么应该采纳第二种标准。其理由是，后一种标准和更根本的价值标准一致，这就是：社会公正，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选择和发展机会。而且，普遍福利的增长可以为审美情趣的增生创造条件，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少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与等级制、奴隶制相容的。我们可以用文学语言说，产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是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的自由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谁也没有理由和把握说，他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贵族或精英。据说英国人曾经说过：“我们宁愿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不在乎是否拥有印度。”我觉得这话很虚伪，如果是真话，也是文人说的。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公民，然后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而对于公民来说，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价值。
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这么理解不准确，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是需要认真掂量的。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谈到自由，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深刻的问题。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黑格尔把它表达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人的本质是自由，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