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第二天就瞅好了地点让他们上了街。
结果一天下来，瞎女娃的“业绩”最好，挣了102块钱，我特意给她买了一盒稍好点
的饭，并让她听了一会儿电视才让她去睡觉。而别的人为了第二天早点出来都要天一黑
就睡觉。
实际上弄这些残废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每天要用自行车把他们带到那个“蹲点”
的地方，这往往要在大街上还有没人时悄悄的干，然后，中午要给他们送饭，晚上要用
自行车一个一个把他们弄回来。好在我这里人手多，慢慢地谁靠谁我都有了安排，事情
也就好办多了。
不过北京这形势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时候风声紧，街上清理的厉害，他们便都
得窝在家里，这样一来租给我房子的那家人不干了，因为那么多人都挤在一间屋子里，
又都奇形怪状的挺吓人，房东那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再把房子租给我，我只好跑到更远的
地儿租了两间平房，一间他们住，一间我住。
自从瘫子们上了街，我便洗手不干了。一方面我要时刻观察风声，一方面我也在张
罗怎么扩大“经营”。
我发现乞丐是可以职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的。只要组织好了，这个行当来钱也挺
快挺容易，而且，还把把这残废“变废为宝”。
你想想谁家要是有这号残废人，光白吃白喝就是个不小的负担，但现在他们不但能
自己挣到吃喝，还每年给家里邮回一笔钱，这合适的帐儿算算也划得来。
我又陆续的从河南和河北弄了几个残废来，正经八百地开始了我的乞丐经营业务。
既然是经营，也是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一般地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
我们这个行当收入高的时候。
那时候人们心里高兴，手头就大方，而且，对他们来讲。在年节里积善，功德要比
平时大的多。
要说我手下的这些人也真是挺惨，冬天冻得手脚都又红又肿的，夏天让蚊子叮得浑
身是包。遇上心不好的人不光讨不着钱，有时还要挨打，每当这时候，我便要想尽一切
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去摆平它，而且，要让那些人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这时的我不光是坏，还要心狠手辣，否则我就会被他们清扫出门。
在社会上混我渐渐有了经验也有了胆量，我们陕西人是老土一些，但是性子也很野，
虽说我一开始是因为会讲道理笼络了这帮人，但最后替我撑腰的还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
野性子。几个回合下来，没有人再叫我李老师，“警督”这个绰号便是那会儿传起来的。
自从我那婆姨死了我也再无牵无挂，在北京这个热闹的地方有我的一块地儿，我觉
得自己没白出来一趟。
你别问我这些年挣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我在通
县和昌平都买下了房子，三房两厅的楼房，挺宽敞，但是，我不爱去住，隔着北京城太
远。而且，我不喜欢坐汽车，总觉着那玩意儿不安全。
我现在一直在宾馆里包房间住，一切都还方便，想找个女人也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而且，朋友们玩起牌来也有个地儿。
现在我这帮朋友儿全是用钱攻下来的，刚开始他们不喜欢跟我玩儿．老觉得我这人
低他们一等。
其实，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
不跟我交朋友，我就设牌桌，我输钱还不行吗？我输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们都成
了我的铁杆朋友，有事没事儿往我这儿凑。我这大方一出了名马上朋友就遍天下了，你
说这有意思不？
我现在地面上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去年我那个小女娃跟她丈夫打听着寻到北京，
我索性把这生意交给了他们。
反正钱还是要到我这里，随他们怎么去弄。
我那个小女娃开始直说我干这个营生不太光明，可光明的营生是一个陕西的土包子
能干的吗？
她挺倔的，自己问我借钱顶下一个水果摊，干得挺欢势。
我那个女婿听话，现在他就在我手下弄着几十号子人，我现在里里外外全仗他了。
不过这事儿我也吃不准还会火多久，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琢磨这种事，而
且，这内幕一曝光，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再那么大方，不过我知道你是自己人，不会把这
样的事儿捅出去，所以，我这好说的毛病实在是不可救药，你说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觉着自己绝对不是个坏人，有时候只是没办法而已。
这个世界其实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你就说那些残废人不这么干他们不个个都是累赘
吗？
这么多人都在活着在奔波着，你能说哪个是应该的哪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有今
天也是正常的，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做乞丐做好了也有发财的，这样的社会才公平，
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想想过去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吃上公家粮，我恨不能猛扇自己两个耳光，我傻
了大半辈子。所以，对那些傻子乞丐我感觉特别亲近，我知道自己以前并不比他们好多
少，这样说来还是他们让我变聪明了。
于是，我便有钱了。
采访者思绪：
“警督”果然是个能言善辨的高手，洋洋洒洒的谈吐使我这个当记者多年的人自愧
不如。
我没有到过陕西，但我能够从这个陕北汉子眼神中感受那份黄土高原的贫瘠。
还有野性与欲望。
这个有着畸形的发家史的男人从事的又是一份多么畸形的职业，他还美其名曰为
“经营”。
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残忍与冷酷，当那些被收编了的残废人坐在冰冷的大街上的时候，
他们被浓缩只剩下了数字的概念。
他们的生与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家人的包袱与拖累，眼前的钞票堆得
起高，他们便似乎越可以“变废为宝”。
这交易已经不带丝毫的感情味道，尽管他们或残忍或恐怖或令人可怜地展示往往会
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这里“同情”两个字的背后就是他们的业绩如何，就是他们为之打工的老板收入
如何。
这就是我采访到的内幕，不知是否值得曝光，打工的乞丐与经营乞丐的老板使这一
行当真的出现了职业化的队伍，而且，正在日益壮大。
我不想劝人们从此收起自己的同情心，因为毕竟那些可怜的乞讨者还是值得同情。
但是，面对大街小巷越来越多起来的这些缺胳膊少腿或者是呆呆傻傻的乞讨者，我
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真到了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这一道丑陋的风景改变了城市的颜色，再这样
下去，有些人的腰包鼓了，可我们却无法再正常呼吸因为这空气大污浊！
第四章
他们的女儿读了外语学校，儿子也将要辔文学，所以，那台老机器还要陪他们唱下
去，从“金瓶一样的小山”到“悠悠桃花水”他们都能够唱得来，可就是盼望天不要下
雨，巡警不要来赶他们，儿子的学费什么时侯能有个眉目。
——一台老机器，两个相依为命的中年人，他们已经在街上唱了六年
最初我注意上这对卖唱的盲人夫妇还是在安定门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
那个灰蒙蒙的冬天，来来往往的人群抑郁而沉闷，这对盲人夫妻的歌声和他们身边
那台录音机放出来的旋律总算有点明快，我放慢了脚步，在男人手上的铁筒里放下了五
角钱，他没有感觉，仍呆呆的站着，女人仍在唱“悠悠桃花水”。声音有些甜也有些酸。
也许是缘份，我每天上班的路线并不特别规律，但总是会与他们遭遇。
在我对待乞丐的逻辑里，卖唱的乞丐总比那些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乞丐值得同情，
因为，无论做什么他们总在为使自己的得到与付出成一定的比例而努力。
一次，两次，三次。
我慢慢地接近他们。因为是北京人，因此，他们的戒心也格外的大。
我知道要触摸到他们的心灵已经不能仅仅靠同情。从他们很敬业的每天站在那里唱
的神态上、我已经感受到他们想要自强自立的心情。
尽管卖唱已经是一份过于古老的职业，可我还是期待有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结局。
在我刻意的接触中，他们似乎有些认可同我的聊天。但是。我知道要想取得他们的
信任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儿。
终于有一天，那个言谈话语中处处有着当家人的口气的女人悄悄地问我，“现在孩
子考嘟家大学收费最少”？
我知道他们已经对我有所信任。在帮他们咨询了一番后，女人答应问我聊聊。
都说盲人的耳朵最尖，我的录音机刚开始沙沙走带，女人便敏感的问：“你是记者
呵”？
我不希望她对我产生别的想法，只得忙把录音机关掉说：“没事，没事，你别紧张，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女人迟疑了一会儿，可能觉得我已经帮了他们不少忙，不好意思再拒绝我的请求，
她叹息一声，说话不再那么一副主事儿的样子，这使她看上去一下子矮小了许多。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感兴趣，我跟我爱人已经在街上唱了六
年，一直平安无事的，我可不想多说什么惹麻烦。
我们俩眼瞅着岁数也不小了，他51岁，我46岁，两孩子，大女儿去年考上了外语职
高，小儿子今年考大学，还好他们都是正常人，这让我们俩的压力还小一些。
这年头腿脚健全的人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我们这些残疾人。
要说工作国家倒确实是给安排过。我一开始在街道的小工厂绕无线电线圈，绕一个
二分线，一个月能挣个几十块钱。
我爱人跟我是一个单位的，但他人太老实，大家伙都说他反应慢，不愿意跟他一个
班做流水，他便被调到仓库，说是做发料员，实际上也是闲呆着，因为，人家那真正的
发料员是个健康人。
这样我们一个月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孩子也还小，家里再帮衬着，日子还过得去。
我这眼睛实际上不是全盲，多少还能看见点光亮，可是国家对我们还是很照顾，一
直养了我们这些人那么多年。
1990年，我们单位效益不好，又被取消了优惠政策，因此，几个月周转不动，工人
的工资都拖了几个月。
这时我爱人被发现生了糖尿病，又是检查又是治疗，折腾了大半年，为了照顾他，
我工作也干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单位。
开始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我一门心思给爱人治病，可等他病情稳定下来，我发现我
们是一点着落也没有，两个孩子读中学，花钱简直象流水，我们省吃俭用多少年的一点
积蓄早已都扔在了医院。
我愁的直掉眼泪，想想这人活着也太难了，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真的都想自己
找个地儿消失了算了。
我爱人是个乐天派，为了让我高兴，他每天都把家里那台唯一值钱的东西——录音
机摆弄来摆弄去，一会儿让我听”邓丽君”一会又让我听“李谷一”，时间一长我也喜
欢哼两句。
有一次，女儿过生日，我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钱买礼物给她，就唱一首歌送给她做
生日礼物吧。没想到我那歌唱得还真不错，这一下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