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吃喝玩乐，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百世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过一辈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这不是很好吗？”
众将领听罢，明白了皇帝的意图。第二天，他们一个个以各种理由提请罢免兵权。赵匡胤表面装得很惋惜，内心却十分高兴，立即应允，对他们假作安慰一番，又送给他们每人大量的钱财，打发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出外镇守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兵的将领军职被解除之后，赵匡胤意识到，如果不对军事机构加以调整，还会有新的军事实力派产生，因此，他着手改组军事机构。北宋初年的禁兵，分隶殿前、侍卫两司，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最高的军事将领。赵匡胤夺得帝位，就是利用了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所以，在众将领提出辞职之后，一些重要的军职也随之撤消了。
到第二年石守信请解军职，赵匡胤又撤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样，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制度。“两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领之”，改变了过去一人统领三军的局面。三衙权柄虽重，但只有带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可以调兵，而却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可命令两院，执掌全部兵权。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太祖自任主帅。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两院互相牵制，皇帝一人从中驾驭，从制度上防止了军事实力派的产生。
“强干弱枝”是宋太祖治军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强干是在兵力部署上，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弱枝”，就是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同京师兵力相抗衡。为了加强禁军的力量，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他亲自检阅军队，骁勇的挑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剩员”编制主要用来容纳那些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老弱禁军，让他们去干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去其冗弱”之后，禁军需要大量补充，宋太祖命各州长吏从当地挑选骁勇兵卒，送到京城来，补充缺额。挑选的标准是琵琶腿、车轴身，高度适中，体力强健者。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挑选一些“样兵”分送各州，后来又改用木棒，拿长短来分别等次。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统统集中于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
禁军除了在京师宿卫外，还要轮流外出戍守，即所谓“更戍法”。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禁兵日久骄惰，让他们“南北番戍，以劳苦其身，远离其子，使习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就是在一个城中驻扎的部队，宋太祖也十分注意“习其筋骨，以戒其骄惰”。驻扎在城东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西仓库去取军粮；驻扎城西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东仓库去领取军粮，城南城北也是这样。兵士们挑负着军粮，来回往往要走几十里路。通过这样长期训练，禁军士兵个个身强体壮。
在全国军队的布防上，宋太祖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时全部兵士有22万，有10万驻扎京师，十多万分驻扎各道。这样京师的兵力可以控制外道，防止外道发生兵变。而各道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这样就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内外相维”、互相牵制，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这就有力地防止了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产生。
荒年养饥兵，是宋太祖在养兵方面的独创。宋初军队兵士是向民间招募的，尤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灾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宋太祖的这种做法使社会上的动乱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了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由于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采取了以上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骄兵悍将对皇权的颠覆活动。大宋王朝历时几百年，与宋太祖采取的这一套治军方略是分不开的。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未雨绸缪 金匮之盟
宋太祖刚登基时，随行的仪仗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是皇帝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大多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并肩多年的同僚，但现在却跟在他的步辇之后作臣民，心中多少会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总有些杂乱。
一次，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有人放冷箭，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折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也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也是讲给步辇下面的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听的。
宋太祖捷足先登获得皇位，只不过使旧臣失去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准备与新王朝重新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隐患，宋太祖和赵晋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为此，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罚。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逆反心理，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后周旧臣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减轻了很多，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一段时间他“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但他及时克制了自己。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变得清醒起来。
公元961年六月初二，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人听到消息后告诉她，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杜氏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赵匡胤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皇子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给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后来，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在太后逝世的第二年7月，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命，因为在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府尹已经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宋太祖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向他的大臣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削弱相权 官不久任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在对如何驾驭群臣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巩固皇权。
宰相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里，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统率百官，总掌政务，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往往对皇权造成一种威胁。因此，历代帝王总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权力。
宋太祖赵匡胤在削弱相权方面，有自己的高招。
一是设置副相削弱宰相政权。即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即相当于副宰相。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宰相赵普专权过重，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宋太祖又采取灵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太祖都让座献茶，商谈国事。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太祖说：“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见，也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二是设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权。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个枢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都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宋太祖时，将枢密院权力改为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太祖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从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三是设置“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旧制时，宰相统辖军、政、财权。宋太祖时，设三司使，夺其财权。三司原属旧制官职，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号称“计省”。由三司使主持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另外，宋太祖还采取“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方法，干扰相权，使宰相无法行使统率百官的权力。如侍郎和给事中，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之事。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只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范围之权。即所谓“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一制度下，“官”、“职”和“差遣”是有明确区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无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无权参与朝政。“职”，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某一职位，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但并无固定人员，无论你是什么“官”，只要让你担任此“职”，便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