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万物重新苏醒蓬勃生长的春天，我和若芬失去了一个最好最值得信赖的异性朋友。
49、李伟现在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钟，都跟小广东去宵夜。他们俩像在密谋什么似的。不过，看阿康两口子，都是勤苦干事之人，没什么歪的邪的，我还是放心他们交往。
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李伟和阿康，从外面喝酒回来，径自躺到床上。
我问李伟：“阿伟，你最近经常跟阿康出去喝酒，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放心，他想拉我跟他一起做生意，两人合伙。”
“咱们那点钱够吗？”
“不用咱们的钱，我帮他干，拿提成，另外底薪两千。他没文化，谈判、接活、签约，老吃亏。这一个礼拜，他晚上带我到工地，我学得都差不多了。”
“跑工地太苦了，李伟，你别去了，整天在太阳下晒，吃不消的，海口太阳太毒，那都是农民干的活。”
“现在，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能干。我一个研究生，大学团委书记，不能还挣不过一个农民。”
“你决定啦？”
我有些惴惴，试探着问。
“基本上吧。小雪，有些事你不知道，我怕你担心，没敢跟你说。我们那个公司，本是个小公司，说白了，就是空手道，从别人那里代销来电脑，再加价卖出去。靠零售，房钱都挣不满，对单位销又经常结不回钱来，老板整天在外边追帐，让我替他盯摊。老板亏损，我还每月拿这么多薪水，心里实在不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机会。这应该是个机会。在海南，就两样来钱快，一是开歌厅，做小姐；二炒地皮，搞建筑，你看那些楼盖得多快呀。”
50、现在，我要讲一讲李伟，这个我一生深爱最爱的男人。
李伟原是北京Ｂ大学的团委书记，是Ｂ大学当年最年轻的处长级干部。可正因为他年轻能干，不可避免地受到Ｂ大学最年轻的排在最后一个的副校长的排挤。也许他怕李伟锋头太盛，会取代他。
因此，他处处给李伟设置障碍：评职称不给他评，加工资不给他加，校团委要搞什么活动也不支持，连经费都卡着不拨，使他没法开展工作。在大学，没有职称，就等于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干部，没人能瞧得起。在这种压制面前，李伟感到自己根本无力抗击，他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操纵着拿捏着。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埋葬一生，但又不知如何冲破这种僵局。万般无奈又无法排遣之时，他只身一人去了新疆。在新疆，他哪儿也没去，只在疆北草原上游荡了半个月，草原的日出日落，茫茫无际，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他感到人与自然相比，是何其渺小，何其短暂，那些无尽无休的残酷的争斗，那点儿小小的，甚至还未见到的利益，是多么的不值。这世界应该更广阔，应该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做。
《我要富贵》 第二部分《我要富贵》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51、刚到海口的那天，我坐在出租车内，看到被大陆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淘金之地，竟和内地的小城市差不多。
窄窄的街道两边是陈旧斑驳的砖楼和木楼，砖楼上长满苔藓和杂草，晃晃悠悠。木楼下倚着黑瘦矮小，背上背着娃娃的妇女；每一个角落里，似乎都蹲着一两个老人，满脸的皱纹，头上缠着一圈圈头巾，吸一杆长长的水烟杆；不知铺设了多少朝代的青石板路，不知被多少人踩踏过，到处是坑坑洼洼，坑中积满了浊水。
海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像一幅毫无生气的水墨画，它的颜色是黯淡的。
而现在，海口到处拆旧房建新屋，宽大厚重的推土机吊车到处都是，两三个月就有一栋栋高楼大厦，像雨后的春笋一样疯长起来。新开的大片大片的地基在打桩，整个海口就像个大工地，嘈杂，轰鸣，忙乱，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匆忙的脚步，张贴的招工招聘招租广告。每个人都精神饱满，睁大眼睛，寻找着新的机会。
想到这些，我心里稍微踏实一些，抱紧了李伟：“亲爱的，我支持你。”
要丢掉现已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的不安比我更大。
52、第二天吃中饭时，我把这事跟若芬讲。若芬说：“男人如果决定做一件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和想法，你不要阻止他，要多给他鼓励。”
53、若芬趴在桌上，只有玻璃杯中的酒和她的头，间或晃动一下。
我知道，她在无声地流泪和饮泣。
咖啡厅的灯光很暗，取名“冰点”的咖啡厅，是由纯色块组合在一起的，抽象，暖昧，混乱。
一会儿是缠绵低徊萦绕的钢琴声，一会儿是爵士鼓手狂乱的鼓点和吼叫。这一切混在一起，似乎就是刻意要把你内心最隐秘最脆弱的一处，戳穿戳破，或是为了撩拨起你平日里压抑的情欲，纵容你放荡自己。
泡酒吧的人，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忧伤落寞之人，一种是淫荡放纵之人。
“我很闷啊，小雪，你不知道，我很闷啊！”
“我怎么办，怎么办？”
她半侧过脸，脸上全被泪水洇湿，眼泪还在流淌，像不绝的河水。
我帮她把歪在一边的眼镜摘了。
“CHess！”
她端起杯又喝了大半杯，这已是第五杯了。
“别喝了，阿芬，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如果缺钱，我帮你，我们还存了一点。”
“我不是要你帮我，你帮不了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上次我回广州，我又去了代办出国的那家公司，他们说，出国费用又涨了二万，我哪去挣那么多钱？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我要富贵》 第二部分《我要富贵》 她攒钱攒得很苦
54、见她如此，我心里发酸，我知道她攒钱攒得很苦。
全公司所有的女职员中，只有她一个人，老板特许她不用穿工装上班。可她一年到头，只穿一套蓝色的牛仔装，如果不是那副眼镜，没人相信她是老板的翻译兼秘书。为了攒钱，她每月回广州看女儿，坐船过海买的票都是四等舱，跟那些满身汗臭，扛着大包小包的民工混在一起；为了攒钱，她每天工作到半夜一点，连一包奶粉也不敢买。
她一直是个很自闭的人，她丈夫已经八个月没有音讯了，也没听她说过什么。
“阿芬，别哭了，坚强点，我不想看你这么伤心，你以前是那么坚强。”
“伤心？我能不伤心？我女儿已经发高烧四天了，我都不能回去看她，她奶奶已经不想带她了，我怎么办？”
泪水把她的脸浸泡得苍白，她的额角一次一次捶打着桌面。
我惊得赶忙死死抱住了她，让她不得动弹。
渐渐地她安静下来，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55、我不忍叫醒她，希望她此时能睡得久一点。
睡吧，若芬，亲爱的，我守着你。
轻轻抿了一口杯中的酒，缓缓转动着手中的酒杯，凝视着那半透明的液体，我想起了许多。
想若芬的老板，那个不会说中国话的矮胖的美藉华人，一月据说挣五万多元，还住着别墅，配有专车，一年还有半个月的假期。如果他能借两个月的薪水给阿芬，阿芬不就不用这么苦了吗？她就可以和她老公团圆了，孩子也就有爹有妈在身边照顾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我这么想很可笑，但仍忍不住这么想。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这位暨南大学八二级的外语双学士，高材生。
这半年，我在报纸、电视、电影上所看到和听到的，流传于海口大街小巷的各种消息里，都是南下打工仔一夜暴富的新闻和故事。
这么多的幸运儿里面，怎么就没有若芬？没有我？没有李伟呢？
想到李伟，我又想到了海南火一样的太阳，灼烤着人的肌肤和眼睛的热浪，和那突如其来把人淋成落汤鸡的狂风暴雨。想到了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奔波的，一日比一日削瘦，一日比一日黑的李伟。
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悲伤酸楚，不禁落下泪来。
咖啡厅中回荡着《昔日重来》那忧伤、徘徊、缠绵、深情向往的曲子。
昔日，我是快乐的处处被捧的一少女，为了理想，为了爱情，抛家别舍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光能倒流，昔日能重来吗？
我想到那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接到李伟电报的那一天。
“小雪：
我在海口，我希望你能来和我一起奋斗。
李伟
1988年3月26日
想到这几行字在我心中灌满的喜悦，想到我毫不犹豫地向厂长辞职，想到厂长那张黑沉沉阴郁的脸，想到我在当地活得有尊严有地位，获得普遍尊敬的父母，不可避免地因了我的出走，受到流言的伤害。这一点，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隐痛。我的故乡小城，那个闭塞的、懒怠的、保守的、无所事事的、无聊的、专门制造飞短流长、传播流言非语的故乡。我知道，今生我已成了它的过客，永远不可能回去了，回家的路不会是歌中唱得那么美好。
父母啊，什么时候，好运才能降临到我们这些人的头上来呢？
《我要富贵》 第二部分《我要富贵》 她是真的想开了
56、第二天中午吃饭时，饭桌上不见了若芬，我想她是请假回广州看女儿去了。
57、一个星期过去了，若芬还是没有回来，我有些着急。
第二个星期，星期一上班时，我特意早早地来到公司，去宿舍找她。旁边那些女孩说，她还没回来。我心里很着急。
这天上午，陈生找我，让我写一份招聘英文翻译的广告。我心中更加焦急，整整一上午，不断望着窗外，盼着她的出现，直到快下班时，我也没写一个字。这是我第一次拖延老板布置的工作，违背他的意愿。
下午上班时，我鼓起勇气到了陈生办公桌前。陈生见我进来，看了我一眼说：“林小姐，什么事？”
“陈生，对不起，我想跟您说一下，若芬不是故意不来，是她孩子得了急病，孩子她奶奶又不想带孩子了，她没办法，才赶回去的。你能不能再等等她，她一定会回来的。”
“对不起，这不是我管的事，她是江生的人，我不太好插手。”
我激动得手心都是冷汗，陈生的语气，却还是一如往常的平静。我有些失望，但陈生是对的。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说了声“对不起”，返回了自己的写字台前。
所幸的是，陈生再没催我写招聘广告。
过了三天，招聘翻译和秘书的广告，白纸黑字，还是贴在了工厂的大门口。
广告贴出的第三天，公司就招了个秀美的女翻译，坐在若芬办公桌旁的另一张桌子上。
又过了三天，若芬终于回来了。这一上午，我都在提心吊胆地想着她。
中午吃完饭，我和若芬没有离开餐桌。
“阿芬，你女儿还好吧？”
“好了，发高烧，打了半个多月吊针，现在我妈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