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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第七部分：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2）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50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谢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一 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地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第八部分：长相思普通人（1）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的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了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么？
我每每的一笑罢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划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