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能记事的时候，常听母亲闲聊她年轻时候的生活，从中我知道这家人是曾摆过水果摊的。
我妈妈当了“等郎嫂”，左等右等，等了差不多七年，才等来了一个郎，而这个郎，经过我母亲三年多的抚养，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白痴。
我妈妈的“少女时代”
我母亲十六七岁的时候，带她的“郎”去上街，街上的无赖，就来调戏她：“阿×妹，你手边带的是谁呀？是你的孩子吗？”另一个人就打岔说：“你还不知道，这是她丈夫啊！……”“啊，丈夫？那未免太小了，你为什么不拣个大一点的呀？……”另外一个人，则又插嘴对我母亲说：“你瞧，我不是比你的丈夫大么？你看我合你的意不？”还有一个路人，则从旁说些对我母亲的处境似同情而实讽刺的话：“阿×妹，你是一朵鲜花，被插在一堆牛屎上啦！”我母亲不敢回答他们的嘲笑，只好红着脸，低头走路。看看手边带的孩子，他嘴边流着口沫鼻涕，生得又瘦又小，心里实在感到难受，回到家里就只好关起房门，低声饮泣。
谁知这时她那家婆推门进来，一见她在那里哭，就冒起火来大骂道：“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打米造饭！……好生生的，我家又没有死人，你哭什么？……”这样一骂，更使我妈妈放声痛哭起来。
我妈妈从儿媳变成女儿
又过几年，那个白痴丈夫年龄也渐渐大了，但身体瘦弱，一点力气也没有，脑子又愚笨，他在家里不仅不能给两个老人帮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两个老人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在他17岁那年，把他送到南洋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他一去就再无声息了，于是我的母亲就由儿媳一变而为女儿。
我妈是能解决无论什么困难的神
小时候，我认为我妈是能解决无论什么问题的神，一有困难就找妈妈，有时她真的帮我解决了些问题。那是我三岁左右的事了，现在想起来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少吃水果，只在旧历新年前后能吃到一点，大家都吃，我妈也给了我一个。我一不小心，把核吞了进去，于是大哭起来，因为家里一个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过，吞了桔子核，头顶上会长出一棵桔子树来。我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这样安慰我，那样安慰我，可我越哭越厉害。妈妈这时才注意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嘴里什么地方疼？”我摇摇头，“是不是牙疼？”我又摇摇头，“是不是肚子疼？”我还是摇摇头。问到最后，我才含含糊糊说：“吞了一个桔子核。”
“吞了一个小核有什么要紧？”
“……头顶上会长出桔子树来……”我哭得这样伤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谁告诉你的？你不要胡扯呀！”
“是××叔叔对我讲的。”
“你不要听他的！不会的。”
我不相信妈妈的话，还是哭。
“那好吧，我吞两个给你看看。”
于是，妈妈吞了两个桔子核，这才解除了我的恐怖。妈妈对那叔叔很不满意，批评他说：“开开玩笑可以，但不要让孩子害怕起来啊！”
这虽是个小小的风波，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我妈妈对大神要拜，对小神也要拜
我母亲很迷信，拜的菩萨是很多的，有佛教诸神如释迦牟尼、观世音、五百罗汉之类，又有城隍之类的属地方系统之神，还有不知根据什么经典由老百姓自己建立起来的神，如什么“玄天大帝”，“五显大帝”，“阴那山什么祖师”之类。我的母亲是逢神必拜，甚至离我们家门很近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木牌子，她每逢初一、十五也都要去烧香跪拜。有一次我对她的这些习惯表示不耐烦，说：“我们对这许多大的菩萨都拜过了，祈过福，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当然也就知道会照办了，何必又走前去向他们烧香？”我母亲很不高兴，对我说，“你小孩知道什么？！你就听妈妈的话，对所有上天下地的许多神都低头祈福就是。阎罗王、城隍爷爷当然知道我们是好人，会保护我们，但大神只管大事，小事他来不及管或没有工夫管，例如妈妈常带你出去看戏，半夜才回来，假如三岔路口碰见凶神恶煞要来勾引你的魂魄，城隍爷就未必能管得着了，你能得到土地爷爷的保护，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所以大神有大神的好处，小神有小神的好处，千万不要重这个神，轻那个神，这会使神也不高兴！”我当时年龄小，一点不懂得她的意思，现在阅世渐深，觉得她的话，虽然是出自迷信，但在人间也未尝不适用。真是大神有大神的作用，小神有小神的作用。即使你跟大神的关系好，但忽视了与下面小神的关系，也会搞坏事情。
第一部分：母亲最后的诀别
我于1927年离开梅县到了上海，最初几个月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寄钱回家，但到了1928年以后，我总是同家里通信，每年寄二百元左右回家。1929年出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同妈妈通讯了。后来坐牢的时候，才接到异母兄黄枯桐的来信，知道养父已去世了，我妈妈还健在，但不敢告诉她关于我的处境。
1939年夏我在桂林国新社工作，知道我妈妈生病，就特意回梅县去看她。
那时，她已经病入膏肓，每天发高烧，但神志很清楚，我叫了她一声，她回头上下看了我一下。
“啊！你回来了，为什么你只穿半截裤（即短裤）？在外头流浪了十多年了，还是这个可怜的样子……”说时口唇发抖，接着一连咳嗽了几声，又说，“上个月你的同学回来家里，顺便来看我，穿得整整齐齐，还带来了他的漂亮媳妇。而你呢，却还是单身流浪，连一个老婆也没有。”
我当时感觉很惭愧，没有带一个钱给她。我身边除了带着来回的旅费和路上的伙食费以外，一个钱也没有多出来。我摸了摸她的头额，很烫手，我想用温度表量量她的体温，她扬手挡开，而且很生气地说：“用不着，老是那个表，反正我的病也医不好了！”
最后我就说：“我知道你有病，这次是特别回来看你的病的。钱我可没有。”
她睁开眼睛又望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从她房间出来，从一些亲属那里得知，她是肺结核病，年龄大了，要医好恐怕是困难了。
我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去看她，她总是烧得迷迷糊糊的。
有一次，她还告诉我：“你瞧，你瘦成什么样子，我已经叫佣人买两个鹌鹑炖来给你吃，一天吃一个。”
我说：“你有病，你吃吧！”
“我吃什么，反正这个病是医不好了的，吃什么也没有用了。还有，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你年龄也这样大了，还是妈妈帮你娶个媳妇吧！你也再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住下来！”
我心里想，我怎么能够呆在家里守着她呢？守着她又有什么用，能够医好她的病吗？而且住在梅县家里，生活反而没有着落，如果跟朋友们的联系断了，以后也就更难联系上了。我想了半天，才说：“妈妈，我的事你不要去想，你如果还有一点钱，你就自己好好医病，用光吃光。我过几天也就要走了……”
她听了我的话，就回过脸去，似乎很不高兴。
第三天，我就告诉她说：“我后天就要走了。”她沉吟了半天说：“你不能够留在家里替妈妈送终吗？”
我说：“我在梅县没有熟人，外面地方大，熟人还比较多，所以我在家里没有办法生活，反而在外面有些朋友；而且男儿志在四方。至于结婚的事情，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我总会找到老婆的。回来一次看你也不容易……你的病要安心静养，不要去想许多……”
她张着昏暗的眼睛一句话不说，眼睛里凝着两滴眼泪。
到了要动身的那天，她还叫人把她扶起来，走出房门看着我走。
谁知那天，我感冒初好，汽车里人多，热气一蒸郁，我就恶心要吐，所以上了汽车又下车回来。
她一听见我回来了，非常之高兴，她说：“我做梦都看见他回来了。”
不过，再过了两天，我终于还是坐车走了。
回到桂林，在国新社这样的穷机关是没有办法积下钱来寄回给我妈的。不到两个月，就接到我妈去世的电报，我只好写信给朋友借了两百元寄回家里去办丧事，并写信告诉他们，丧事一切从简。
我觉得我当时没有被我妈妈拖住留在家里，而是决然出走，为全中国千千万万的苦难的同胞着想，努力为他们多做一点事，这是对的。但就我同妈妈的关系来说，我那时没有多写信去安慰她，没有多方想法找一些钱寄回去安慰她病危时的寂寞，这是使我深感内疚的！
第一部分：母亲野祭
1941年我又回到故乡，母亲已去世两年了。真的，比较起来，其他的人爱我、关心我都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只有母亲的爱我，是无条件的。只要她知道是她的儿子，她肚里生下来的，她亲手培养大的，她总是爱他，固执地爱他。
我这一次回来，母亲不在了，环顾四周，孑然一身，别无长物，因为我不仅没有什么家当，而且是连妻子都娶不上一个的老鳏夫，所以周围的人，当面碰着当然不能不叫一声什么叔、什么哥，但一转过脸，又会有另一套想法。当人们妻子儿女在一起团聚的时候，我走进去，就觉得有碍别人的欢乐；当我自处一室的时候，又觉得烦恼和寂寞。
我决心找一天去看看母亲。人虽然不在了，但她在我心里总是好像还在。一天，天气晴和，我就一个人带着两棵树苗去拜我母亲的孤坟。
我让人们告诉了我埋葬母亲的地址，左邻右舍的穴位，知道它离黄塘不远，在李炯堂先生的屋附近，我就去了。但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墓穴，后来走去问李屋的人，才知道我妈还没有墓穴，只是在田野里有一个坟地。
我先向坟地鞠躬，然后把带来的短锄头在坟穴两边挖两个树穴，把两棵树种下去。我没有用中国人的习惯，以斗酒只鸡来致祭，也没有像西洋人那样，把一束鲜花献在墓上。我只有两棵树苗：但愿长得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我累了，就坐在墓旁边的石头上休息。
我想，现在她已不说话了，但是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她不会料想我这样快又有机会回来的，她会这样说：“你看，你还是这样单身汉，活像一个流浪人！”我知道她会这样说，“留下来不要走了，我也不想你去做官，发什么财，你就平平淡淡地跟着母亲一起生活罢！”
我慢慢听着听着，我听见坟上的草也摇头晃脑地说着同样的话：“不要走啦，孩子，你瞧，这故乡多好哟！”坟前的树也说着同样的话：“不要走啦，孩子，你瞧，这里的风景多美啊！”坟前坟后的山岗也喃喃不已说着同样的话：“不要走啦，你瞧，再过几年，我披上绿色的新装，这里不是很逗人爱的山野吗？”
慢慢地，我觉得土穴里的小蚂蚁也从土里伸出头来向我说话了：“我知道你，我认得你，你不是你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