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素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这里，包含了几个观点：首先是承认有一个研究对象客体的存在，承认人们有可能“不断接近”这个客体，但又不能“终结”，这就是人的认识、描述历史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同时强调与重视研究者主体的作用，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接近、发现（用胡风的说法，就是“相生相克”）的过程、参与的过程。问题是研究者自己怎样才能有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呢？其实就是带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和体验，带着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去激发对象，强化对象的某一侧面。形象地说，就是用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经验、体验，去“照亮”对象。
今天，回过头来认识这一文学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我依然坚持其基本点，但却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带着历史与当下现实的问题、经验、体验去“照亮”对象时，在发现、强化的同时，也有可能“遮蔽”了某些方面。尽管这样的“照亮”与“遮蔽”在学术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此有无自觉意识，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一样的。而今天我们来总结研究的经验教训，则应该承认，我们在八十年代对可能产生的遮蔽是缺乏认识，缺乏警觉的。
那么，在写作《心灵的探寻》及八十年代这些著作时，我要突出、强化什么，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呢？
在《心灵的探寻》的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
“如果说四五十年代，人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集中在‘民族英雄’的鲁迅这一个层面上，带有单向思维的性质；那么，今天，人们尽管仍然高度重视鲁迅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大集合体’这一面，同时又把观察视野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对鲁迅的‘自我’——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又扩大到作为‘人类’探讨真理的伟大代表，从世界范围内，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广大空间来探讨鲁迅及其思想、艺术的价值。”
这里说的是从突出“民族”的鲁迅，向强化“个人”的鲁迅、“人类”的鲁迅的转化，而且强调“这两种观察视野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的封锁的四五十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轻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境，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的姿态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
这里，强调的是历史的补课：要“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而我们当时关注的中心，是重新认识、评价、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
这自然与当时整个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初起”这样一个特定的现实情境有关，更是和我自己的痛苦的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当时正处在对文革的痛苦反思中。我对文革的反思，首先就是要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迷误中挣脱出来。于是，在《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有了如下思考——
“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这些‘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独立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的这段话：‘……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钱理群：《心灵的探寻》，页307—3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曾经有过的对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权利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自我的奴化。
另一个痛苦记忆是：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是这样接受并被“改造”的——“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继承上一代传下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传统时，同时就接受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理论。在越来越明确地把与普通工农等同（划等号）作为奋斗目标时，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发生了曲扭：他们不再是互相支持，互相吸取、补充的平等的社会变革力量，而人为地划分成了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知识分子成了不‘脱胎换骨’，就不允许存在的异己力量。先是对知识分子确实存在的弱点的夸大——具有‘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夸大，纷纷自觉地谴责自己；然后打出了‘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对西方及苏联的封锁极端反感，被激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地从‘保卫中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独立性’的角度接受这些口号；然后在‘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神圣旗帜下，把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现代意识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范围，而予以根本否定与彻底践踏。这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密切联系，就从根本上遭到了否定与摧残，以至发展到最后，‘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本身变成了罪恶”：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心灵的探寻》，页311—312。
这里，关于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根本否定——由外在强力的否定到内在的自我否定，同样刻骨铭心。
以上两个方面：自我奴化与自我践踏，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通过对文革的反思，所发现的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存在状态：这发现，是惊心动魄的。而且构成了我的永恒的生存记忆，成了我的思想的一个底线，一个敏感点：在任何时候，都对试图奴役与否定知识分子的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我更要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其中包含着怎样的历史经验教训？我更要思考：怎样才能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恢复原属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权利，重新肯定知识、文化的价值，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防止历史的重演？——这些，都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历史与现实提出的“真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构成了我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与主要方向。
鲁迅、周作人、曹禺：我的三大知识分子研究
这一时期我主要研究了三个知识分子的典型：鲁迅，周作人和曹禺，主要研究成果是四本书：《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从表面上看，鲁迅一直被捧得很高，但实际上，建国以后，鲁迅一直处在被“利用，限制，改造”的地位，面临着不断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文革中，鲁迅更成了毛泽东的“小兵”，鲁迅研究的任务，也变成了用鲁迅来证明某种现成理论的正确性。这就是说，无论是鲁迅，还是鲁迅研究，都在事实上失去了独立性。因此，恢复鲁迅及鲁迅研究的独立性，就成了我的鲁迅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写作《心灵的探寻》的主要追求——“首先是‘回到鲁迅那里去’。这就必须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特殊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如果把鲁迅独特的思想、艺术纳入某一现成理论框架，研究的任务变成用鲁迅的材料来阐发、论证某一现成理论的正确性，那就实际上否定了鲁迅的独立价值，也否定了鲁迅研究自身的独立价值。”《心灵的探寻》，页10。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研究方法：用鲁迅自己的“话语”，他的“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来描绘鲁迅的独特“思维”、“心境”、“情感”与“艺术”，正是要强调和恢复鲁迅的“独特个性”，在总体上突出了“个人的鲁迅”。
而我的《周作人论》与《周作人传》，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而完全被否定的知识分子。我的研究任务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我要努力开掘作为“五四”传统开创者之一的周作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个性独立、自由的追求，以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为新时期的思想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同时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回避周作人最后“堕入深渊”的事实，并作出我的批判。而我的批判立场既是“民族”的，又是“个人”的，因此，我认为，周作人的堕落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当他成为日本傀儡政权的官僚，）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他“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