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他“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参与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就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钱理群：《周作人传》，页478—47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可见，当时我关心的重心还是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的丧失，不过由外在社会、体制原因的探讨转向了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追问。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是把曹禺作为“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来研究的；讨论的中心是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改造”，所关注的是“文学家、知识者的个人话语方式与和一定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范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所要描述的是，“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的软弱的天才”，怎样被一种更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配，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个人的话语方式，丧失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能力，以至“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事情忧虑”，“在不得不讲的情况下讲溢美之词”，违心之言，“用虚伪的方式表达他的真诚”，到最后“明白”的时候，“人也废了”，不仅是身体的老残，更是心灵的残废。
我们遮蔽了什么
以上这些研究，都有一个中心，都是强调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义和价值，知识分子个性化的思维、情感、话语方式，等等，这自然是包含了曾经有过的将“个人”消失在“群体”中的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内的。这都是八十年代的思想成果，其积极方面是应该肯定与珍惜的。但它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一些东西。
最初让我意识到这种遮蔽的严重性的，是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位博士生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答辩。作者特地引用了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的演讲里，对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想、文化、文学现象的批评：“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鲁迅说：“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鲁迅：《今春的两种选择》，《鲁迅全集》卷7，页40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重读鲁迅这句话，我是很受震动的。我立刻就想起了前面引述过的对《心灵的探索》一书的设计：我不是正要谈“极近”的“个人的鲁迅”、“极远”的“人类的鲁迅”，而恰恰不谈或少谈“社会的鲁迅”吗？而恰恰是鲁迅自己反复强调，他最看重，也最着力的是“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社会的“压迫与被压迫”；离开了鲁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就从根本上失去了鲁迅。尽管我在八十年代强调“个人的鲁迅”有它的现实针对性，也自有其价值，但对“社会批判的鲁迅”的淡化，就从更根本的方面，遮蔽了鲁迅，降低了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想到这一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
问题是，这样的只谈个人主义，身边琐事，高谈玄学，海外天边，而淡漠现实社会问题的倾向，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主要潮流。知识分子缩回了象牙塔。我因此想起了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然，不能否认这样的讨论的意义和价值，但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只是关心自身的边缘化，而同时发生的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却根本没有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与整个社会脱了节！这难道不应该引起警戒和反思吗？
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反思
如果把我们的反思视野扩大一点，考虑到我们上述言说的更大背景，即我们在八九十年代如此这般言说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实践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对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里必然要引发出对这个改革的反思。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中国的改革是在文革后期孕育的。当时，有几种力量都在思考中国的变革。一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当时，邓小平在江西农场散步中的思考，几乎是决定了以后中国的未来的；一是以顾准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思考对以后中国的改革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后来被称为“民间思想村落”里的，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民间思想者。这三种力量都意识到中国必须也必然发生变革，成为以后中国变革的推动力。但他们对中国的变革有不同的述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有不同的想象。
在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出现了两条线路的改革运动，一是重新掌握了权力的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一是由一部分民间思想者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他们在反对四人帮以及保守派上是相互配合的。中国的改革因此成了由执政党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作出了与改革派合作的选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中国改革运动是在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支持下由党内改革派所主导的。
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形成，
自身的分化：九十年代的新问题
这里，有两个关口。“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道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极“左”时代相比，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极“左”时代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是“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表现了对知识分子根本上的不信任，因此，总是关上大门，不发给“入场券”，无论知识分子如何向其靠拢，如何改造，最后还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文革“全面专政”的对象。而现在，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向“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敞开大门；在政治领域也向知识分子开放，培养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而在八十年代末以后，知识分子中的活跃分子一部分纷纷转而经商，又出现了一批“经济精英”。——这样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形成与崛起，是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从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了这样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路线。首先，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培育出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础与基本动力；在他们看来，在培育市场经济与中产阶层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社会不公、腐败等），都是此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广泛参政，充当“国师”，即所谓“专家治国”，本来就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幻想。胡适在二十年代就提出过“好人政府”的政治设计，三十年代更是倡导“英杰政治”、“研究院的政治”，即“不但要有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下，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地位的变化，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形成，以及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变化，由此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这就是九十年代所面临的新问题。
思考中心的转移：对知识
分子自身问题的拷问
应该说，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最早发现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是八十年代末，1989年1月1日所写的《历史引出的隐忧》。文章一开头就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这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也是人们近期的斗争目标。我作为知识分子，当然赞同，愿意为之奋斗，自是不在话下。但我却在想一个也许会有些超前的问题：知识分子真的掌了权，实现了专家治国，又怎样呢？会‘一切都好起来’么？我看（不如说担心）未必。”
这是第一次对“专家治国”路线所提出的质疑。我说我的这一隐忧与质疑“来自历史”。这就意味着我的知识分子研究、历史研究重心的一个转移：如果说，八十年代我的知识分子研究，面对极“左”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外在与内在的压抑与奴役，着重于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其独立价值的确立；现在，就开始转向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打与追问：知识分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我首先谈的是我在考察“五四”以后的历史时的一个发现：在“五四”之后，中国要走什么路，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有的主张走俄国的路，有的主张走欧美的路，有的主张科学救国，有的主张革命救国，枪杆子决定一切，有的主张实业救国。具体到文化上来说，有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号称“拿来主义”，对传统文化当时有新儒学派，有儒释道合流派，对外来文化有亲英美派，有亲日派，亲俄派，等等。“五四”时期打破了一个偶像，“上帝死了”，那么，怎么办？产生了意见分歧，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后来这种意见的分歧变成了什么呢？很快就打起来了：每一方都宣布自己的这种选择是绝对的、唯一的、百分之百正确的，要争正统地位，要争做新权威新偶像，同时迫不及待地宣布其他异己的选择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最典型的是郭沫若，郭沫若本来是浪漫主义者，但他在“五四”之后突然选择了现实主义，选择现实主义也没关系，但他接着宣布浪漫主义就是反革命。他轻易地把和自己不同的选择判作“反革命”。争论最后就发展为“实际解决”。当年徐懋庸们就是这样对鲁迅说的：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你要另提口号，我们就要“实际解决”。鲁迅勃然大怒：“什么叫实际解决，充军还是杀头？”
我在那时提出这样的历史的隐忧，有了这样的历史的反思——“被‘实际解决’的，自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他们中间的杰出者；而‘实际解决’的始作俑者，或作伥者，也大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其中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国民党）清党运动发难者之一即是‘五四’运动的一位著名的先驱。”“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勇气正视……结果如何呢？一大批民族的精英被‘消灭’了，劫后幸存者也都大丧元气。（这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结果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局面，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历史发展的多种选择，思想文化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可能性。”
这就是说，在历史的罪恶中，知识分子不仅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参与者。——这自然是